苑德军

　　尽管我国二季度经济增速 “破8”，但一些经济数据透露出的积极动向值得注意。如二季度经济的环比增速为1.8%，较一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作为经济月度核心指标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月显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等。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稳增长”的系列政策措施正取得实际成效。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在二季度已基本见底，下半年将缓慢回升，全年8%的增速是可以实现的。

　　在“稳增长”取代“控物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再推出类似“四万亿”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因为不仅会加剧产能过剩，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还会加大通胀压力，延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也不能再走简单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稳增长”须从四方面入手：

　　第一，把产业转型作为 “稳增长”的着力点和新动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产业政策是指导和推进产业转型的主导性政策，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引起的产业调整给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尽可能避免经济大的起伏波动，要保证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才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本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不能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搞“一刀切”。

　　金融是推动产业转型的关键因素。产业升级、产业扩张、产业集聚等一系列与产业转型相关的活动，都离不开金融支持。适应产业转型的要求，商业银行和信贷政策应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转变；二是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的空间结构，使信贷资金的地域配置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三是优化信贷支持的企业规模结构，使信贷服务由重视国有大企业向重视中小企业转变；四是优化信贷业务结构，使商业银行由经营传统信贷向注重发展绿色信贷转变。

　　第二，深化改革，提升“制度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前，CPI持续走低，而改革又成为解决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关键与瓶颈，公众对深化改革形成了广泛共识，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很高，这为深化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基础。近年来，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越来越多。从项目立项、土地转让、市场准入等，政府审批的范围越来越大，权限越来越广。政府在“审批经济”中所处的这种主导地位，与其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担当的角色是相悖的，其不利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和高效化，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应明确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边界，把应该由市场来办的事交给市场。要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实反映资金供求关系，消除产生银行“暴利”的制度条件，降低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要加快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满足小微企业和“三农”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第三，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并使之成为长效机制。近期，国务院各部委相继出台了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政策，这不应仅仅视为政府挽救经济下行的应急之举，其更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完善的重大举措。不过，要真正把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使民间资本能够顺畅进入垄断行业，还须把各部委的政策规定细化，制定明确且具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避免政府管理人员在执行规定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要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政府管理人员人为设置准入障碍、刻意阻拦民资进入以及歧视民资的，要严格问责。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第四，提高宏观政策调控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预见性，避免政策“超调”。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多着眼于总量调控，对解决结构问题作用有限。所以，宏观政策对经济变化不能反应过度。要加强宏观政策的预调微调，把握好调控节奏和力度，并辅之以结构性调控办法，避免“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