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到2014年适时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从2015年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并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从2016年提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这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发生并正在经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不一样的形势判断

以往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基本的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不是将其归结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就是将其视作总量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在我们的心目中，经济形势的变化如同人的感冒发烧，总要周期性地出现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经济总要在周期性波动前行，或是周期性下行，或是周期性过热。

经济下行和过热的病因，又被归结于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的失衡——经济下行系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致，经济过热则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所致。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局限性。

习近平同志说过，“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

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不是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不似感冒发烧那般简单了，而可能是感冒发烧和心血管病类夹杂在一起——急性病和慢性病相交织的复杂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那么，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那样的急性病便不是主要麻烦了。

取而代之的，是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

不一样的发展理念

以往我们所秉持的经济发展理念，不是聚焦于经济总量，就是专注于增长速度。GDP增速的快与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与坏的几乎唯一标尺。

增速快了，就是形势好。增速慢了，就是形势不好。增速快一点，就是工作有成绩。增速慢一点，就是工作有问题。

可以说，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长，以GDP论英雄，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

然而，面对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当下我们所秉持的经济发展理念，与此有所不同了。

习近平同志说到，“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都要进行调整”。“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既然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由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让位于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对于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评价，便不能以GDP增速作为唯一的标尺。

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作为中心线索。

既然目标在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便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

取而代之的，是瞄准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将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不一样的政策主线

以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是需求管理——立足于需求侧并紧盯需求，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需求总量的增减变化，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

每当经济下行、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便实施扩张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多的时候，便实施紧缩总需求的操作。

可以说，如此的针对社会总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经过了近40年改革开放进程洗礼的中国，即便是非经济专业人士，也能大致说出一二，甚至如同家常便饭那般熟悉。

然而，当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同志说到，“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

既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由需求侧转到了供给侧，那么，其作力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战场已经让位于供给。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是其作力的基本出发点。

既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解决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问题，那么，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也不再是其主要选项。

既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那么，类如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这样的急性病虽仍须纳入医治范围，但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绝对是医治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是其重心所在。

不一样的实施途径

以往我们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依托于或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样做，显然同主要基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的形势判断相适应。

如前所述，源于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通常是将其当作急性病来医治的。其主要方法，是通过短期的逆向操作加以“对冲”。如此的操作，无需牵动体制机制，在政策层面即可以完成。

然而，当下我们实施的宏观调控，必须脱出政策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性行动，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这同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发生深刻变化直接相关。

习近平同志曾讲过，“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既然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于结构失衡，急性病已经让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有效，而只能在继续医治急性病——供求总量失衡——的同时，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慢性病上——结构失衡。

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在于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于政府没有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针对体制机制性障碍，政策层面的操作肯定力不从心，只能实行体制机制变革。

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的同时，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上，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全面转换理念、思想和战略

说到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我们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于以往，一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这一体系所具有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发展规模，而且更注重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短期调控，而且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着力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而且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立足于政策层面操作，而且更依赖于改革行动加以实施。

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不相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新发展理念大不相同于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不相同于需求管理，并且，鉴于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其运行脉络和操作机理已经大不相同于以往，当下亟待注意并重点防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瓶装旧酒”——操用惯性思维面对新形势，复制习惯做法处理新问题。

所以，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统地转换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想和战略，以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推进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并完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匹配的宏观调控体系。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大不相同于以往的经济工作新路子。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进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努力，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高培勇

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