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经济困难复杂，扑朔迷离，其中欧债危机的演变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受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影响，预计我国全年出口将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有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6月28日，在郑州举行的2012年省区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座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就“2012年世界经济与我国对外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建议”作了专题发言。

他表示，在今年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背景下，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协调，稳定外需。另一方面要保持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失时机地加快出口结构升级。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不时爆出危机信号，加之作空的机构刻意散布不利消息，欧债危机成为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隆国强看来，这些主要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边缘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恐慌，出现了局部的银行挤兑。另一方面，推动资金寻求避险而向美国、德国等大量流入，尽管对资金流入的经济体来说，对其短期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同时也导致全球外汇市场的波动和汇率起伏。

隆国强说，去年8月份一些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大幅度撤出，在今年2月份这种情况一度有所缓解，但到三四月份又重新呈现出新兴经济体汇率明显的贬值，而美元、日元明显升值。值得一说的是，除了土耳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是最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去年8月份以后为什么中国出口增速出现快速回落。

希腊大选不仅牵动着本国选民的心，更是牵动着全球的心，在大选之前大家都听到各种各样唱衰欧元的声音，而且那些唱衰欧元的机构大部分来自美国，比如，摩根大通说希腊有50%的概率要退出欧元，花旗说有50%到75%的概率。现在希腊大选尘埃落定，尽管希腊大选右翼联盟取胜，消除了希腊短期内退出欧元的威胁。但要准确判断欧债危机未来的走势，还需深刻理解欧债危机深层次原因。

 在隆国强看来，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区域货币一体化而缺乏财政区域一体化，失去了调整区内各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的调节机制：汇率机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劳动力跨区域的转移。尽管欧盟内部也有一些机制，但因语言上的差别、社保体系的不统一等原因，真正实现劳动力的跨国的流动，障碍重重。而欧债危机实际上是欧元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货币的一体化如若没有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支撑，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也就意味着欧元区以债务危机为表现的金融动荡将长期持续发展，再加上有一些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做空欧元来从市场上获益，政治上可以支持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地位，因此，持续动荡将是欧元区的一个常态。况且，目前绝大部分救助举措只是退烧，并不能真正除病根，没有真正解决欧元区所面临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体化进程中，正处于爬坡阶段的欧元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我们该做怎样的准备？

隆国强认为，欧元现在正处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处在爬坡的中间，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往后退，这也是大家讨论最多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甚至欧元解体。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些成员国退出欧元（如果发生的话）和欧元解体划等号。二是向前进，就是借着危机来推动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进而推动政治的一体化。往后退成本很高，往前走阻力又很大。所以，在爬坡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视欧元区的金融动荡将会长期持续，这不仅会对全球的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欧元区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全球经济增速回落，各经济体增长出现分化

 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2．7%降到2．5%，全球经济增速回落。一个新变化是，前几年的情况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相对低迷，而新兴经济体普遍比较强势，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隆国强结合美国、日本、巴西等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分析了这一变化。

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分化。在救助欧债重债国的过程中出现的债务减记、财政紧缩、金融恐慌等，直接打击部分欧盟经济体，资金为避险而流入美国等国，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出现分化：美国失业率下降、消费信心指数向好、房地产市场反弹，加之正值大选之年，政府有刺激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复苏较好，世行预测其增长率将从去年的1．7%上升到今年的2．1%。日本虽然受到日元升值、电力不足的打击，但灾后重建有利于其短期经济的增长。世界银行预测日本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达2．4%。欧元区经济疲弱，其今年GDP下降0．3%，但内部也不均衡，北欧、波兰、德国增长态势相对较好，而南欧经济体处于衰退之中。

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可能降到5．3%，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巴西2012年增长率降到3．5%。金砖四国PMI数据显示，除巴西外，5月份PMI均高于50，其中印度PMI略有下降；俄罗斯、南非有所上升。

此外，隆国强认为，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石油、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回落。同时，不仅要关注世界经济的短期走势，而且要关注欧美应对危机的措施的长期影响。

他提出四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推进再制造业化战略。这是发达国家对过去过于重视经济的服务化、虚拟化带来负面效果的反思，对其经济发展思路具有重大影响，对我国正确认识制造业的战略作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也具有启示。二是第三次产业革命。西方学者提出人类进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新阶段，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规模化生产，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加之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突破，这将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欧盟已经提出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三是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美国能源独立战略迅速取得成效，这将对世界能源供求格局、地缘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四是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欧元区大国试图借助应对欧债危机，推进财政一体化，能否取得实效，将对欧元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

预计全年外贸出口“前低后高” 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对中国既有挑战，又有机遇。一方面外需不足会影响到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加剧出口企业的困难，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另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回落有利于降低资源能源进口成本，减少通货膨胀压力，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更大空间。同时，为我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带来难得战略机遇。

隆国强在发言中对上半年我国对外贸易呈现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进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12年5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34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其中：出口1811．4亿美元，同比增长15．3%；进口1624．4亿美元，同比增长12．7%。1－5月，我国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15104．3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出口7743．9亿美元，增长8．7%；进口7360．4亿美元，增长6．7%；贸易出现379亿美元顺差。2011年1－5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4017．9亿美元，同比增长27．4%，其中：出口7123．7亿美元，增长25．5%；进口6894．1亿美元，增长29．4%。

贸易顺差明显增加。去年前5个月，外贸顺差229．6亿美元，今年前5月外贸易顺差为3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5%。净出口对增长作出了正贡献，说明进出口发挥了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区域结构发生变化。从国别构成来看，5月份出口的高增长主要来源于对美国、东盟和俄罗斯的出口增长明显快于前4个月。1－5月份我国对美国、东盟和俄罗斯的累计出口增幅分别为14%、14．8%和15．3%，分别高出1－4月份累计出口增幅2个、3．9个和1个百分点，这成为支撑5月份出口增幅大幅上升的主要力量。对欧洲出口虽然依然保持负增长态势，但好于1－4月份2%的降幅。对欧盟出口增速低于其进口整体增速，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西部出口保持高速增长。重庆、河南等省前5个月出口增长翻番，部分源于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隆国强预计我国全年出口将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有望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得此判断的原因有四：一是因为外部需求反弹的滞后效应将于下半年继续发挥作用，带动我国对美、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二是我国稳外需的政策效应将于下半年充分生效；三是内需不足可能会迫使部分内销产品转向出口；四是去年8月份以后出口增速明显下降，导致统计基数较低。

对外经济对策：稳外需，保出口，促升级

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应该怎么办？隆国强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方面加强国际协调，稳定外需。加强G20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保持全球“保增长”政策取向；参与救助欧债的全球合作，最好是通过多边机构，防止欧债危机的爆发。

“我们经常会说，外部环境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如果十年前说这话可能是对的，但今天就不完全是这样。目前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其实我们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协调，更多地参与对像欧债这样的金融危机爆发点的救助机制，一方面会展示我们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有利于稳定外部的经济环境。”他说。

另一方面，要保持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是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定，二是落实稳外需的政策，包括融资、退税、贸易便利化、降成本、物流、劳动力、税费等多个方面。他说，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汇率的稳定，包括中央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的政策要落到实处，以保持我们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不失时机地加快出口结构升级。包括在融资、税收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鼓励与支持出口产业提高装备水平；树立“质量立国”的目标，提升中国质量，最重要的是提高出口部门的劳动力素质。牢牢抓住全球金融危机的机遇，加速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和国际渠道，同时引进高端产业活动与高端生产要素，先进技术、研发活动。

“调结构，转型升级提了很多年，但是真正能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号召。在危机爆发以后，其实市场的压力会推动企业去转型，同时金融危机也带来了大量的难得战略性机遇。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已经开始提高装备水平，用机器替代劳动，政府在融资，在税收，在加速折旧等等方面的政策都可以给予引导和支持。”隆国强说。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正面临着普通工人供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同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就是很多制造企业的普工流失率非常高，严重影响了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必须敲响警钟，我们要重新确立“质量立国”的目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隆国强说，前些年讲转型升级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微笑曲线全球价值链上提升价值环节，这是不错的，但另外一方面现在要特别的强调，在我们已经会做的这些，哪怕是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上要把它做到最好，把中国制造做的像德国制造、日本制造一样，这也是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他还建议，大力推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和服务外包；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如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开拓中东欧市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