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距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即将一年,距离广东省“双转移”战略提出500多天。
 

　　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厂商会大厦的会议室里,当记者提到“扩笼壮鸟”时,坐在对面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行政总裁梁世华等人,不约而同地微笑点头。

　　此情此景,与一年多前香港业界对广东“双转移”战略诸多“弹劾”声音,截然不同。这多少让记者有点意外。关于“双转移”的讨论就这样直入主题。

　　一切都可以从两份报告的前后对比开始说起。

　　金融海啸带来的回心转意

　　在去年4月以及今年5月,也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前一后,拥有3000多名港企会员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分别发布过一份会员在珠三角经营状况问卷调查的分析报告。

　　两份报告前后仔细对比,珠三角港商对于诸如“双转移”、“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等政策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比如,2008年的报告中显示,“虽然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加工贸易由沿海向内陆地区进行梯度转移,但仅有一成左右的公司表示会积极考虑搬迁至中西部,持观望态度的占了四成多,而决然表示不予考虑的高达40%”。

　　但在2009年的报告中,相关部分的表述则是“有部分港资企业正紧锣密鼓地部署迁往广东省的落后地区或临近的中西部省份,显示了‘双转移’有其符合经济原则的一面”。

　　今年以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收到的来自会员企业关于“双转移”的询问明显增多,该商会副行政总裁罗惠英以此判断,港企正在往此方向考虑。

　　导致港商对“双转移”政策心态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案竟然是一场灾难:去年以来那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金融海啸导致订单减少后,我们发现,企业反而更愿意转型升级了。”在厂商会内部,罗惠英比较熟悉珠三角港企状况。

　　“金融危机令生存下来的企业更加明白自己的弱处。”广东香港商会会长杜源申也认为危机不是一件坏事,“令大家反思过去,也正好是政府所希望的。”所谓祸兮福所倚,大抵如此。

　　句句心声无不令人联想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月底在穗会见外国媒体采访团时所说之语:“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情。”

　　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向杜源申所在普华永道广州分所咨询战略转型决策的珠三角港企一年内增加了20%。

　　事实上,港企致力于改善生产、技术等环节,全国政协委员、港商梁伟浩在东莞凤岗镇的工厂就通过应对金融风暴学习到该如何通过优化管理来“省人工”。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内部调研也说明,虽然有意愿在珠三角以外建厂的企业一直维持在10%,但他们中大部分变得更愿意迁往广东省内的东西北地区。这种信心主要来源于《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广东省列入先行先试的发展重点。

　　“港商不会轻易放弃广东。”梁世华直言。
 

港商称“腾笼换鸟”曾被误读

　　有一点非常肯定。广东方面有关“双转移”和“腾笼换鸟”的政策一开始就被港商“误读”了。

　　2007年底,广东省十届二次全会上,广东明确提出“双转移”,即产业与劳动力转移。用省长黄华华的话说就是,推动“双转移”事关全省发展大局。

　　“开始确实非常抵触。”梁伟浩毫不隐瞒2008年初时的对立情绪。“对政策还不了解,同时也很反感,觉得三十年前我们千辛万苦地来,现在要把我们赶出去,好多港商有这个感觉。” 
 

　　梁世华也承认,甚至有很多港商根本未明白“双转移”中产业转移指的是从珠三角转移到广东省内东西北地区,却简单理解为“搬迁、执笠(关闭)”。

　　在对“腾笼换鸟”简单理解的基础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招商引资大军亦陆续南下,意图抢抓“被腾出来的鸟”。这种大潮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高峰。不少省的招商引资队伍均由书记、省长带队。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管委会负责人李晶2008年初就曾眼睁睁看着一家十万人的制鞋工厂从珠三角被“挖”走。

　　各种因素叠加使反对声音在2008年11月时到达极致。当月中旬,汪洋在湛江调研时指出,政府决不能去干市场经济不允许干的事情,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力。

　　对于“不救落后生产力”的说法,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在一周内立即表示出强烈反对。针对香港有关人士的反对声音,亦有不少专家建议,港企不要自贴标签,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言人。

　　时隔大半年,当记者上周前往香港重访刘展灏时,他对“扩笼壮鸟”的提法表示了认同。

　　这种态度的明显转变,发生在金融危机后内地政府密集出台的诸多扶持措施之后。

　　“去年8月份来料加工企业可以原地不停产转型开始,我们就感觉到,内地政府是在真心帮助企业。到了10月份,扶持政策越来越多,企业感到政府是真的想帮助我们企业渡过难关,也感到政府有诚意把转型方案做好。”梁伟浩说。

　　可见,一场金融海啸反使“剩者”获得了以往从来不可能那么宽松的政策环境。“现在企业经营困难,政府可以减的减,可以免的免。”梁伟浩粗粗计算,每家东莞企业因而每年可节省开支费用约4%。

　　梁世华则更看重广东与港商的主动沟通。梁世华说,政策的传导有一个过程。在他看来,今年以来广东在香港开了多场政策宣讲会,是企业理解并接受政策的主要诱因之一。

　　除了“对话”的形式外,梁世华甚至提到了表达技巧的问题。“比如某些字眼的选择,港商会抵触‘腾龙换鸟’,但对‘扩笼壮鸟’就不会。”广东省高层显然也觉察到这一点。从去年10月份之后,汪洋在多个场合强调,广东把就地转型和异地转移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两种最主要途径来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既要“腾笼换鸟”,又要“扩笼壮鸟”、“筑笼引鸟”。

　　被误读的“腾笼换鸟”政策在粤港反复沟通中融冰。上个月末,汪洋在广州会见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主席、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后达成共识,认为30年前香港把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终端部分转移到珠三角,拉动了珠三角的高速发展,也促进了香港的繁荣与转型,下一步要深化粤港合作,从制造业的“前店后厂”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的“前店后厂”。

　　港商不愿做“落后生产力”代言人

　　对于广东方面尊重市场规律“不救落后生产力”的做法,大部分香港商界主流精英是认可的。

　　经历过多次经济调整周期的刘展灏认为合理的市场周期可以优胜劣汰。事实上,金融海啸最猛烈的日子过去后,原来十家工厂分享一张订单如今可能只剩六家“独享”,这让梁伟浩这类有实力的工厂反而加起班来。

　　对此,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尹德胜建议,广东省政府不妨因势利导,在继续协助部分企业到粤北、粤西、粤东“安家落户”的同时,也可通过鼓励性措施促进珠三角厂商实现在价值链上的自我提升,收取“换鸟无须腾笼”之效。

　　其实,汪洋2008年10月时就在广东省科学技术大会上说过,对于珠三角来说,尤其要通过开展自主创新,在一些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中,内生发展出一些高端技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腾笼换鸟”,或者叫“扩笼壮鸟”,借此,也可以避免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出现空心化的倾向。由此广东的转型升级路径更为明确地分为两条路径:就地转型和异地转移。

企的就地转型升级,令人刮目相看。

　　东莞新进电子厂是东莞市大岭山镇最大的出口企业。新进科技集团主席陈其镳坦言,他们旗下几大生产基地的员工已经从最高峰的14000名,减少到7500名。但这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技术的自动化程度,原本一条生产线需要10位工人操作,现在只需2人即可完成。

　　“其实我们做的只是早就该做而一直没机会做的‘瘦身’工作。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还会一直拖着。”陈其镳说。

　　说起“三来一补”,近年来很多人会联想到“高投入”、“高耗能”、“无技术含量”、“低效益”这类形容词。然而,“三来一补”曾经是港资的骄傲,因为在过去的十五年,这种生产方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创新,代表了实力。
 

　　事易时移,新的先进生产力在哪里,前瞻的港商开始琢磨。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为了不做“游牧民族”,一部分港企开始涅槃,他们或优化管理流程,或更新设备,或提升价值链,或引进先进技术。

　　这不仅印证了“不救落后生产力”说发表后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跳出来反对此说之港企只是自贴标签,并相信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练的一代港商完全有能力赢得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更新改造投资”这个经济单项指标,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因为它最能够辅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力度。在这个数据上,拥有全国最多“三来一补”企业的东莞市上半年同比增长68%。放大到全省,从今年初开始也逐月均出现了30%—50%的增幅。

　　结业与开张,港商风雨新途

　　无论港商乐意与否,转型?转移?考题摆在他们面前始终绕不开。

　　身为香港广东商会会长的杜源申格外忙碌。他一年间走遍了广东省十多个城市,考察各地营商环境。

　　梁伟浩倾向于就地转内销。“经过这场危机,欧美市场再不会有以前那么好这时开发内地市场就是正确的选择。金融危机下,政府为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内销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好好利用这个政策,不看中国往后政策的发展,是自己的损失。”

　　但有趣的是,声称要就地转型的梁伟浩,却于去年年底到河源的和平钟表城新设了一家工厂,预计明年投产。对此他解释道,这出于“设局布点”的考虑。

　　梁世华通过观察在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总数来监控珠三角制造业是否萎缩。最新统计显示,香港跟工业相关的后勤人员都达到70万人,“这个数目不算小了”,他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下,曾经大量单一从事制造业的港企们,内部已经产生分化。

　　在香港中华厂商会负责品牌发展和政策研究的颜红晓发现了一个群体,他将其称为“观望者”。“很多企业未必会关掉企业,但会有保留态度,先减低经营成本,转型暂时做贸易,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有些就直接转型做了贸易。”

　　刘展灏2002年才进入东莞开办了在内地的第一家钟表配件厂。当时规划五年内规模从200人发展到1000人。然而2007年以后,刘展灏发现内地的宏观政策开始调整。让他触动最大的是,15年前内地都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但是从前几年开始,银行开始不再放心将贷款贷给工人多的大厂,“因为银行觉得人多了反而是个负担”。敏锐的他立即停止了扩张计划,考虑将贸易订单派发给珠三角的其他加工贸易企业。如刘展灏者,今之珠三角港企不在少数。

　　甚至连做出选择的主体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珠三角港企的“60岁现象”开始加剧。三十年前到珠三角设厂创业的年轻港商,如今大多已是60岁。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愿意“子承父业”吗?对于这个问题港商似乎非常有兴趣谈。

　　刘展灏的观点比较悲观。他认为,下一代人中,愿意接手生意的比例并不高,这类港企的相继关闭将是广东下一步需要面对的问题。

　　梁世华倒算乐观派。大部分喝过洋墨水,接受的是会计、法律等专业教育———这是梁世华对“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归纳。对于这个群体,他认为会更愿意投资金融股票等“赚快钱”的行业,制造业确实显得吸引力不强。“但这只是说会有个选择多元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会完全脱离制造业。”梁世华说。

　　于2000年成立的广东香港商会,两年前的会员只有500多家,现在已经达到900多家,新增的会员基本都是从事服务业,主要包括广告、物流、保险、人力资源、银行、法律等。“商会会员的架构也从当初的以制造业为主,转变为过半从事服务业。”

　　从广东省外经贸厅的数据看,广东在引进香港投资方面仍然保持高增速。今年1-7月,实际利用外资69.35亿美元,增长13.17%,其中在服务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31.99亿美元,增长23.6%,占香港对广东实际投资的46%。这意味着,港商本身在投资结构上已经在进行一轮整体的升级优化。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珠三角加工工厂从7万家减少到6万家。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广东香港商会会长中新增400多家服务业会员。

　　相比于“结业”的几千工厂,新开张的400多席服务业从业者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金融等服务业才是香港的强项,港资进入第二轮投资热潮,基本上集中在服务业”。杜源申说,当年制造业“前店后厂”模式再度延伸到服务业,对于《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有关服务业比重的目标,粤港若再联手指日可待。

　　香港厂商会2009调查报告摘要

　　●部分港资企业正密锣紧鼓地部署迁往广东省的后进地区或邻近的中西部省份,显示了“双转移”有其符合经济原则的一面。

　　●大多数珠三角港商并未因为经济不景而放缓对技术、设备和品牌发展的投资,证明了产业升级换代可以是一个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自然过程。

　　●与去年相似,生产成本较低的广东省内的较落后地区和内地中西部省份仍是港商转移生产工序的主要目的地；亦有相当一部分(39家拟搬迁企业中的11家)企业“以退为进”,准备搬入珠三角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环保工业园,为将来的发展铺设更高的平台。

　　●六成的企业预计其所在行业的整体业务将温和或迅速收缩,近一成的企业表示将关闭工厂或转营贸易。有关数字已比去年的调查有所好转；亦有部分企业正处于停产观望的状态,反映结业潮虽已减退,但暗涌仍在。

　　●自2008年年中以来,内地和香港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的措施,发挥了纾困解难的积极作用。响应公司对内地政策的评价普遍高于特区政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