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民待遇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从事实上来说，从我国的国家政策来说，确确实实在关注外国人的反应，而不关注国人的反应，比如鸡蛋在香港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国内却没有什么反应。

    我国现在倡导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应当是以国人为本，而不能以外国人为本。我国以前扩大内需主要是为外国人生产，而不是为国人生产。现在我们要努力提高国内标准，而不是单纯地、被动地依赖于国外标准。

    以前我们首先依赖国外市场，其次依赖国外的管理方法。中国入世后，管理放开了，商务部的任务更重了，管理手段更复杂了，不再像以前一样直接禁止或放开了。

    标准是和贸易壁垒连在一起的。现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标准基本遵循国外标准，而为国外生产的产品，其标准高于为本国生产的产品。以前我们希望利用我国的产品标准去约束国外进口的产品时，结果发现国外的标准比我们高，原来希望使用的手段无效了。遵循国外的标准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国内采取了两种标准，一种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另一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给外国人准备的标准规定，牙膏里不能含有某种成分，给中国人准备的标准规定，牙膏里就可以含有这种成分，这就是有问题的。

    国外的壁垒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当的，一种是不正当的。337的案子有其正当理由，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有不正当之处。面对不正当壁垒时，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主动适应，或主动申诉，也就是337调查中的主动降低或者消除。面对正当的壁垒时，比如欧洲人对石棉的禁止，整个欧洲都采取统一标准，这时无非有两种措施，第一，我国提高出口到欧洲的产品标准，即主动适应，实际上这也是被动的；第二，在满足国外要求的同时，也提高国内的标准，因为单纯提高出口产品的标准，其效果是有限的。比如，当国人普遍认为茶叶上有农药残留不危害健康时，怎么能想到外国人会不接受呢？出口产品的质量意识不能脱离整个产品的质量意识，如果分出两种标准，就是容忍低标准的存在。另外，同一家国内企业，一部分产品出口，一部分产品内销，却在采取两种标准，这也不利于整个标准的提高。只要我们的习惯和意念中容忍低标准的存在，就不可能培养出高标准的质量意识。

    低标准的国内消费限制了内需，消费进口产品又对拉动内需没有帮助。2008年，国内大量外企说停就停，说卖就卖，说走就走，只有植根于民族的企业依然还在。

    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具有一举两得的效果，只制订惟一的标准，使国人也能真正消费到安全的产品，不再因为买到了国外产品而沾沾自喜。为国人生产，内需自然会扩大。产业的独立性也不再依赖国外，有了自己的市场，产业也安全。

    这届中央政府提出一系列措施，为中国人的标准而生产，但都是量上的，不是质上的，我对标准是否改变表示怀疑。有怀疑、有争论的时候，应当采取高标准，因为我们要突破国外的贸易壁垒，不能再坚守低标准，即“有疑从高”。另外，对国内市场的伪劣产品要严格执法。目前执法上存在漏洞的，一个是农村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最后，我们要从心理上确立高标准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遵循高标准，就能够应对国外所谓的贸易壁垒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