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和新的挑战，更是党和国家解决新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所面临的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提出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迅速向保护主义这一对自由贸易政策有着巨大冲击的方向转变。为此，应将综合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再平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

　　面临的挑战：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三是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三大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环境瓶颈，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三项重大发展挑战。如果没有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进行的大量净资金转移，将造成金融资源分配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独特背景。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一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大量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融资建设;另一方面，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长期处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产品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水平转变。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距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和压力决定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更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里，我国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需求，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

　　就国际化而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国际合作，从中熟悉国际规则并寻求与掌控其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到国际市场“开发”资源;另一方面，在促进全球GDP增长的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建立从基于“开发”理念到“发展”理念的模式转型，并向投资对象国输出整套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

　　确切地说，只要中国继续成长，市场就会继续为中国所用。当中国成为整合全球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的主要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与中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相关联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

　　快速采取行动：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

　　我国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为什么却越来越萎缩?固然，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与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以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事实上中国目前70%以上的GDP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

　　从国内来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应该及早作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中国将来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发展理念，应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从“科学”到“思想”的发展战略转变，并以此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参与全球治理发展需求的战略和方法。这是解决当前社会制度危机和中长期投融资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展示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投资向西开放推进欧亚战略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换增长阶段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的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

　　从中国未来十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情况来看，在经济转型发展与扩大内需重要战略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必须由蓝海战略、陆权战略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和向西开放相辅相成。其中，向西部地区开发，利用高铁作为基本交通连接手段，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使国家得以确立与蓝海战略相匹配的对冲态势。我们应该顺应新的形势，在继续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快延边开放、向西开放，拓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空间。新一轮的援疆工作，也应在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谋划和推动。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

　　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大战略下发展西部，使其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极，必然会引起向西部的移民。这种移民将缓解东部土地使用的压力，并为严格控制可耕地的商业开发创造条件。这将把开发西部的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发西部将不再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延伸，也不再是一个单纯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政策，更不再是为了维稳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将成为中国国际大战略的重要支柱，成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陆权战略将从根本上扭转过去30多年来由于单纯依赖蓝海战略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结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不均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建设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中国西部的迅速发展。西部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装上第二台发动机。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在21世纪认真考虑的大战略。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