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濒死催生高利贷繁荣

　　在义乌，高利贷是司空见惯的。

　　义乌的商贸电视信息频道上，某某寄售行“有大量闲钱、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屏幕上；从事民间借贷的寄售行遍布大街小巷，一个县级市就高达200多家；月利息从两三分一路走高攀升至0.1元甚至0.15元……

　　在民营经济发展中，民间借贷对于缺资金的民营企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其泛滥无度也引起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负面效应。

　　月息已达0.15元

　　在义乌长春六街71号，吃过午饭的宏磊寄售行陈老板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一桌、一椅、一台电脑外加一张会见客人的沙发和茶几，跟义乌很多寄售行办公室一样，陈老板的办公室再无其他别的装饰。

　　落座、递烟，记者表示想要“融点资”，陈老板立刻从沙发上坐起来问记者需要多少，记者伸出三根手指头表示需要300万元，他连忙表示“有这笔钱、有这笔钱”，随后陈老板告诉记者“时间长点的话利息低点，短一点的估计会高些”。“怎么个高法？”记者问。陈老板说：“贷一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的月利息0.15元，两个月以上月利息6分。”

　　“0.15元，这么高！”见记者吃惊，陈老板连忙解释，因为听记者口音不是当地人，怕有风险，所以利息会高些，他还告诉记者，即使是熟人，短期的利息也决不会低于0.12元、0.13元。陈老板还告诉记者，在所有寄售行贷款，必须都要有抵押物，并且抵押物一般都要高出贷款的额度，比如你要贷300万元，抵押物必须要在400万元左右。抵押物一般是商品房、商铺、汽车或者厂房，“但即使有抵押物，我们一般都不贷半年以上，风险太大，我们都控制不了。”

　　陈老板说，他之前是做小本买卖的，一年前看到开寄售行“钱来得快”，就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出了点儿资合伙开起来了，“我们还算小的，两个人加起来也不过千把万，规模比我们大的多得是，有的动辄就是上亿元的盘子。”

　　陈老板的寄售行对面就是义乌著名的国际商贸城，而紧挨着国际商贸城的寄售行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家。而在市中心的江滨路、化工路，寄售行密度更高达七八十家，一些寄售行甚至门挨门。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义乌担保公司共有30家，但寄售行至少有200多家，一年多的时间，一个县级市涌现出如此多的担保公司，足见民间闲散资本的巨大。

　　“到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审批时间也很长，等拿到贷款，机会已经错失了。”陈老板说。

　　高利贷“企业”

　　在义乌，高利贷的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寄售行、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形式变相挂牌开办的高利贷机构，另一种是个人通过小圈子私下借贷。无论是哪一种，贷款月息据称至少都在6分以上。

　　一位在民间借贷业浸淫了多年的义乌人姜永告诉记者，很多放高利贷的人采取类似传销的方式发展下线。以个人借贷为例，做这个行当像经营企业一样，本钱就是家底和信用，钱是产品，利息差就是利润。放贷人利用那点家底和信誉作为资本，从上线以2~3分的月息把钱吸收进来，也就是“进货”，然后再发展下线，以6~7分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这就是他的利润。

　　很多情况下，放贷人的上线都不知道钱最终用于哪里。放贷人只要有下线能还钱，他就可以把从上线借来的本金和利息还给上线。经过这样的周转，放高利贷的人就能维持“企业”运转。

　　“钱肯定不能放在一个下线那里，比如说我手头上有1亿元，绝不能把这1亿元投给一个人，我可以拆解成5000万元、3000万元、2000万元，以较低的利息把5000万元投放于较稳定的项目，3000万元、2000万元可以以较高的利息投放给风险大点的项目，如果在半年内我的5000万元本金和利息能收回来，即使3000万元、2000万元仍然套着我也不怕，大头活了整个盘子就活了。”姜永称，现在很多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就是如此运作的。

　　姜永透露，目前许多担保公司也在高利息的诱惑下调整了业务，不再对中小企业进行借贷担保，转而自己直接放贷。

　　“目前担保公司的实力还是比较大的，一般都是有背景的企业或者资金雄厚的个人。寄售行一般都是私人的，几个人合伙，钱不够还可以再从别处借。实力大的公司还能从银行那里贷到款。” 姜永说，“但这种生意风险也很大，给金乌集团放贷的人就已经遇到风险了。”

　　借贷纠纷案件增多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不少，而且往往牵涉到刑事犯罪，比如放高利贷者，为了追讨债务，与黑恶势力联手，采取暴力手段收账。在义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债务专业快速清收”的追债公司广告。

　　据熟悉义乌民间借贷市场的陈先生称，他所知道的金乌集团两大债主一个姓杨、一个姓周。杨、周两人都借给张政建好几千万元。据山图商务酒店员工证实，这两位债主经常在酒店出现，其中杨某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酒店。2008年除夕夜，杨在该酒店点了两桌有鲍鱼和鱼翅的年夜饭，每桌价格388888元，杨吃完后签单而去。而周姓债主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贷给张建政的钱也是从别人处借来的，当张政建失踪后，周的钱也“鸡飞蛋打”，在6月中旬的一天，周被几位上线债主关在酒店某房间殴打了一顿。

　　据浙江东邦律师事务所应旭海律师介绍，现在七成的案子都是借贷纠纷。

　　“2007年2月份东阳的吴英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逮捕，2007年7月份义乌的毛红霞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逮捕。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才渐渐被提到社会监控的日程上来。”应旭海律师表示。

　　今年3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亿多元，义乌人毛红霞被义乌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元，这是继吴英案后当地公开的又一起涉案金额比较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义乌市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6月开始，毛红霞以投资房产为名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他人介绍、电视广告等途径寻找借款人员，向一些投资公司及不特定个人吸收存款，共计吸收存款10379.32万元。所得资金用于投资房产和放贷，除已归还借款本金的3496万元外，其余所借巨额资金皆不能归还。

　　高利贷的日渐活跃以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大量的诉讼案件爆发。来自义乌法院的数据显示，去年义乌民间借贷引发的涉讼金额为8亿元左右，而今年一个季度就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

　　曙光闲话

　　经济粗放政策不能粗放

　　原本是给房地产行业下的药，没想到制造业倒有了不良反应。从2003年以后，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过热现象，国家就开始以抽紧银根和地根的方式加以调控，但由于房地产行业与地方政府及银行业的利益关系太过密切，房地产行业是屡次打压屡次反弹，愈战愈强，房地产行业的顽强加顽固终于在去年上演了一波“房价也疯狂”，招致中央出台更为严厉的货币紧缩手段，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位。现在房地产行业是初出现疲态，可房地产惹祸殃及池鱼，制造业企业已经是命悬一线。

　　给房地产业吃药，制造业拉稀，说明我们的政策制定的精确性还有待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粗放型的，我国以每年消耗全世界31％的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40％的水泥，却只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ＧＤＰ。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约束等等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要改变这种粗放型特征需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导向，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完成。而我们现在的决策往往以简单应对复杂，以单一应对综合。如对待资产性泡沫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就是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对。一般来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却忽略了中国企业的特殊性。发达国家是企业自有资金占大头，并不十分依赖银行的贷款。但中国企业不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一出生就是缺乏自有资金的，从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到依赖财政、依赖银行、到现在的依赖股市，企业一直缺少自有资金的形成机制。所以货币政策从紧这根绳一勒，不但房地产企业受罪，制造业企业更受罪，甚至可以说制造业企业比房地产企业更不经打。现在看来，不是大家争论的“是房地产企业先死还是银行先死”，而是制造业先死。而从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结构来看，恰恰是制造业企业最不该死。因为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制造”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发展一个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也是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企业技改没有自有资金，当时企业流行语是“上项目是找死，不上项目是等死”。今天企业的流行语则是“生产是快死，不生产是等死”，其实意思都一样。过去是国有企业这么说，现在民营企业还是这么说。

　　当然，对政策的粗放性人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法：“这是优胜劣汰，促使企业升级”。但问题是企业没有今天哪来的明天？更进一步讲，由于政策的粗放，笼统的“一刀切”其结果可能是“劣胜优汰”。低质企业来点歪门邪道也许能活过来，光明正大的企业倒可能先倒了。对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就是只见其杀招，不见其支招。说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但如何区别对待，怎么有保有压，却不见下文。

　　政策的粗放性还有另一种表现，就是追求单一指标。说是压伤亡，就是封矿井，也不管煤炭供应是否能跟上。说要压事故，就是封路段，也不管运输受多大影响。钱多了，就是一个“紧”字，速度快了，就是一个“降”字。但不是所有行业都应该“钱紧”，所有企业都应该“降速”。中国很多行业和企业现在需要的是“松绑提速”。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精细化，这当然是要需要苦功夫，真功夫。但要改变中国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精细化的经济政策肯定是不行的。要以精细对粗放，而不能以粗放对粗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