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重合的结果，全面放松调控政策将导致“滞胀”。宏观调控的供给管理政策应发挥作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经济增长遭遇“双调整”

　　记者：上半年经济数据即将出炉，您如何评价这半年的经济形势？

　　范剑平：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经济不利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上半年经济形势总体上好于预期，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首先，经济增长率已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的上沿，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这不仅为控制物价总水平创造了有利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其次，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改变了过去五年工业一枝独秀的局面，三次产业发展更加协调，朝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预期方向发展。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的方向转变，上半年正是出现了这种方向的转机。第四，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增长水平也好于预期，说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益是好的。从国际比较看，在世界各国普遍经济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我国是全球少有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水平的经济大国之一。

　　记者：下半年的通胀压力是否有所减轻？

　　范剑平：总体来看，物价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但仍将维持较高幅度。只要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需求因素不是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物价上涨将主要表现为输入性和成本推动性，包括国际石油和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国内农产品价格继续维持高位、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等。

　　据我们测算，下半年CPI上涨的翘尾因素影响为1.8个百分点。由于能源价格调整，下半年新涨价因素可能达到3.8个百分点。如果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下半年不再出台调整能源等基础产品价格措施，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政策维持现有力度，则可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下半年涨幅大体为6%左右，年末月度CPI涨幅可回落到5%左右，趋向温和通胀水平。初步预计，全年CPI上涨7%左右。

　　记者：一季度GDP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下半年经济增长是否将继续回落？

　　范剑平：下半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有：灾后重建将拉动经济增长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能源价格调整有利于促进工业生产的增长。

　　但相比之下，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更多。一是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不景气，预计全年外贸顺差同比下降10%左右，从而使净出口成为今年经济减速的最大因素。二是居民收入实际增幅下降，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降温，可能导致下半年消费实际增速减缓。三是社会自发投资愿意下降。出口降温将导致与出口有关的投资活力减弱，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景气下滑将使一系列相关内需产业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投资预期回报下降。

　　总体来看，下半年经济运行的趋势是沿着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平稳回落势头继续下行，虽然有灾后重建等拉动因素，但全年经济增长率将回落到10.3%。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次经济调整的性质？

　　范剑平：经济增长本身是有周期的，大部分人将这次经济增速回落看作周期性调整，而我认为它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重合的结果。

　　在过去五年的经济扩张期，人们通常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等需求型因素来解释。但任何红利都有吃完的时候：“人口红利”带来的住房、汽车两大消费热点已经出现阶段性降温，目前难以找到其他替代性消费热点；“全球化红利”带来的“WTO效应”也在逐渐减弱，由于进口原材料进入高成本时代，出口商品难以全部转嫁成本，实际上国外正在输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此外，从今年的“换届效应”来看，尽管政府投资仍在大干快干，但社会自发投资的增速在下降，因而投资的实际增速是回落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屡讲不厌的三个“故事”已难以为继。

　　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在政策压力和市场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要素价格扭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遭遇供给型冲击，这种结构性调整日本经济在两次石油危机时也曾遇到过。

　　如果仅仅是周期性调整，通过存货调整，短期内经济就能重返高增长的轨道；但如果是结构性调整，恐怕付出的时间将比较长。这次经济调整呈V形的可能性不大，调整时间可能比较长，但只要调控得当，调整幅度不会太深，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的过冷局面的可能性不大。

　　宏观调控不宜全面放松

　　记者：在“经济减速、物价偏快”阶段，宏观调控政策应如何把握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平衡点？

　　范剑平：在经济增速回落到适度增长“绿灯区”以后，要重点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努力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平稳运行。要做好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的各种政策调整预案。

　　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前期经济偏快或过热造成的，但不能说当前仍然是经济过热、需求过热。因此，经济政策要从前期控制需求转为稳定需求，同时增加供给，使社会总供求朝着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方向发展。

　　记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否应适度放松？

　　范剑平：如果碰到因需求萎缩而发生的周期性调整，放松银根的调控政策是管用的；但如果是供给冲击型的结构性调整，靠放松银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有些出口企业今年活不下去，是因为他们没钱吗？不是，是因为他的产品不挣钱！过去主要靠优惠政策生存和盈利。这样的企业即使给他再多的贷款，买来很贵的原料，而产品价格又抬不上去，结果自然是生产越多、赔得越多。

　　财政、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结果就是滞胀——通胀上去了而经济增长未必能上去，结果为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再次强烈紧缩，经济调整幅度更深，付出的代价更大。因此，我坚决反对全面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一定要坚持用结构性政策应对结构性调整，紧、松都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稳健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结构调整、保障民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要灵活把握实施力度和节奏，适度扩大信贷额度以应对灾区重建等突发性贷款需求，实现信贷“定向宽松”。

　　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将过去出台的支持企业研发、创新、科技投入的政策好好梳理一下，必要时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资本市场应发挥更大作用

　　记者：资本市场在这次经济结构调整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范剑平：在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将迎来真正的春天。因为银行贷款更适合支持固定资产投资而不适合高风险的创新研发投资，未来高科技研发投资只能靠发行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手段来解决。以往资本市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创新联系不是那么紧密，因此，资本市场本身也要结构调整。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资本市场应该支持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一部分科研力量集中的大央企以及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加快发展的公司。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收益分配制度设计必须作出重大改革，否则可能会耽误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总体方向是让资本市场投资者能够更多分享经济增长、上市公司成长的成果，利益分配要从目前的状态更多向投资者倾斜，使资本市场发展更具可持续性良性循环。首先，应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优化投资收益模式。改变投资者以二级市场买卖差价为主要收益的模式，只有这样才会培育出更多的长期投资人，降低换手率。上市公司再融资必须以优厚回报投资者为先决条件，坚决遏制恶意圈钱的行为。其次，证券市场税收结构也应当积极稳妥改革。事实上，根据交易行为征收印花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并没有起到降低换手率的作用，而无论投资得利与否都要交税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应该逐步改革为以资本利得税为主、单边征收较轻印花税为辅的税收结构。最后，股票发行的市场化改革要在稳妥前提下加快步伐。

　　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下半年涨幅大体为6%左右，年末月度CPI涨幅可回落到5%左右，趋向温和通胀水平。初步预计，全年CPI上涨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