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淡马锡大举抛售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票的举动，在市场和业界引起一片哗然。有人认为此举体现的是财务投资者的精明，也有人认为这是海外看空中国潮流的一部分，因为之前中国有关方面披露的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不能不引起投资者对相关银行债务风险的担忧。
　　经过2008年以来大举放贷之后，海内外投资者有理由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表示忧虑。但更令人担忧的恐怕是，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洗礼，中国银行业仍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原来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改革。
　　全球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对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而言，问题还是老问题，体制还是旧体制。“过去”尚未过去。
　　现在回顾起来，那场国际金融危机令持续多年的金融自由浪潮戛然而止。虽然许多国家到现在尚未摆脱衰退阴影，但不约而同的举动是，纷纷对其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以提高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能力。无论是严格银行监管，还是向银行征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都在行动。
　　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过去时，美国人就痛定思痛，经过激烈辩论后出台了金融改革法案，进行了大萧条以来美国银行业监管最为剧烈的一次变革。根据该法案，美国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大到大金融机构的运作、并购，小至抵押贷款的发放、信用评级的制定以及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将纳入监管之列。新的金融改革法案还要求设立强大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以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公司和购房借贷公司。
　　欧洲国家也对原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纷纷通过开征银行税来加强监管。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欧盟各国已开始各自征收银行税，所得款项用来设立一只基金，用于帮助今后陷入困境的银行，做到有序破产。欧盟并且正式建议国际性金融组织，要求研究推出针对金融交易的全球性税赋，以降低未来全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本。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由于在此轮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受冲击较小，教训似乎不深刻，因而在加强金融改革与监管方面一直缺乏紧迫感，似乎总在隔岸观火。曾经为避免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上遭受强大压力，我国主动放弃钉住美元策略，宣布恢复到危机前的汇率改革轨道上来。银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国别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明确了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标准和比例。银监会还对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水平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除此而外，鲜见有实质性的金融体制改革动作。给人的感觉是，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不良贷款水平等各项指标都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证券、保险业快速发展；“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很健康。
　　这种自满心态和迟缓改革导致中国银行业许多问题被掩盖了。当放贷大潮逐渐退去时，许多体制性弊端又一次逐渐显露出来。与庞大的地方债务相关联的，无疑是银行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债务风险。
　　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绝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一上市就算改革到位了，金融领域里仍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切不可盲目乐观。
　　经过前几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几乎全都经过重组、引资、上市等流程，现在形式上全都建立了现代法人治理架构，但官本位、行政化色彩依然很浓。银行高管大多是上级任命，董事会的战略决策与监管功能很难有效发挥。独立董事实际上既难“独立”又难“懂事”，容易造成内部人控制，很难形成有效的相互监督与制约机制。而且，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如何从总部逐步深入到分支机构，使银行上下真正用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来约束，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分设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机构专事监管。这三个监管机构本来是市场的“裁判员”或监督者，但实际上它们同时又都是“领队”。保监会直接要管四大保险公司；证监会要管许多证券公司；银监会要管几个资产管理公司加几家银行。本来是市场监管者，现在则是干部、人事、发展目标都要管。管理、监管、运营本来是应当分开的，而现在三个“监会”既是监管者又是主管单位，监管、主管混为一谈，如何去有效地监督和维护市场公平？
　　在目前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拓展业务，纷纷进行混业经营或综合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是否具有适应这种混业经营的监管能力？“一行三会”之间的所谓联席会议制度能否有效解决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无必要对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尤其是对那些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全牌照的、大型的金融控股集团，现行分业监管的触角如何能深入到其业务的各个方面而不出现监管“空白”？这些问题都亟待正视与解决。
　　正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里这些问题迟迟未解决，导致抗风险能力很弱。因此，在当前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变革之时，我国应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让“过去”尽快过去，努力消除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的各种体制隐患，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