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上下的不对称导致被监管的境外国有企业往往处于监管系统的末端，远离来自国内的监管，不仅在投资决策上草率，还导致境外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

　　光林告诉新金融记者。这种体制上的优势让国内大型工程企业能够有充足的资金量在国外竞标项目，诸如中国南车、北车这样的大型国企，即便在欧美市场也能凭借这一优势力压跨国公司一筹。南车集团在美国组团竞标高铁项目时，西门子公司就因看好南车集团背后的强势体制优势，中途从另一竞标财团方改帜投入南车集团方。

　　优势往往也潜藏着危机，海外投资的大量贷款让中资银行的神经尤其敏感。

　　当然，中资银行的担忧有其自己的正当考量，中国企业工程项目资金抽紧的压力往往带来连锁反应：项目开发贷款延迟支付，中国承建商必须垫付资金，其垫付资金提供方银行、担保公司与承建商自有资金都将面临短期难以回流并形成潜在呆坏账增加的风险。同时，在中东的多数中资建筑公司通常都采取分包形式承揽项目，即通过总承包商拿到一些分包型承建工程的部分国内中小型承建商，要求分包商自己提供预付款与履约保函，履约保函占承建项目金额5-10%，这些成本若转嫁给分包商，资金风险就被放大了。

　　“每天都需要与中资银行海外部的工作人员沟通，他们来电话也是要确认公司在当地工程的进度和回款情况，以确认下一阶段公司的资金链条和银行可能考虑采取的举措。”另一名曾在某国内大型建筑企业驻迪拜工程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刘淇也告诉新金融记者：“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实地考察，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电话来盯梢，我们偶尔也会考虑联系当地银行给我们做信用担保，但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本地银行比较排外，且其中还会有一些幕后交易。等中东地区的危机一旦有缓解，银行往往更多采取观望态度，开始考虑尽早收回或者延迟发放贷款。”

　　其实，在海外工程风险危机链条中，保险公司也已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很多时候国内大型建筑公司的垫付款违约风险常常可以由保险买单。

　　新金融记者就通过某银行人士了解到，该行的涉外贷款项目主要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企业，多为中国进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出口保险，一旦出现违约的情况，银行可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这只是银行自保措施。通常海外金融市场存在多种涉及规避项目投资方违约支付钱款的保险品种，按照所保险种类和保额，银行、担保机构与工程承建公司可向保险公司直接要求赔付。”

　　“由于上述保费成本较大，只有国内大型工程建筑公司才购买部分相关保险，因而有时候国内大型企业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不过这也得根据保险合同覆盖的金额比例大小，保险公司不是傻子，不会不做风险评估。‘杯具’的是中小型公司，只能需要抱团取暖。”邵光林说。

　　不对称的失衡

　　不管是中东、南美抑或非洲，央企境外投资项目和资产的风险管理自然是国务院国资委关切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即会传导至国内。不过囿于管理层级的繁冗，国资委、央企和央企境外资企业之间的信息极为不对称，导致国内对于危机风险系数的判断产生偏差。

　　从管理体制来看，为了有效监督央企境外资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派出对国有企业财产保值增值状况实行监督的监事会，对其下属的中央企业集团进行监督，然而对百来家规模庞大的中央企业来说，国资委的工作量很大。中央企业集团通过子公司的形式对集团所属境外子企业(二级)进行管理，集团所属境外子企业(二级)再对其境外投资的子公司(二级)进行管理，集团所属境内子公司(二级)对其境外投资的公司(三级)进行管理，依此类推，逐级向下向外延伸。从国资委到最小级别的境外国有企业中间可能有四级之差。

　　这还仅仅是粗算下来的管理层级，微观究算下来，整个国资委——央企体系更为繁复，比如中远集团所属企业法律层级多达11级，五级及以下子公司多达763家，占66.8%，集团总部对这些企业尚且难以实施有效控制，遑论国资委了。

　　“信息上下的不对称导致被监管的境外国有企业往往处于监管系统的末端，远离来自国内的监管，不仅在投资决策上草率，还导致境外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国资委研究中心的王志刚说。

　　尽管早先相关管理部门已经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监督和管理办法，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等，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执行的力度和获得的效果都大打折扣。

　　“境外子企业是有限理性的，有寻租的动机，其工作成果有不确定性，有些人会隐瞒经营状况和环境等信息，希望国内总部对自己经营成果的较低期望值，以此来减少经营压力，还鼓吹自己的经营能力以骗取中央企业的继续任命，为谋取私利创造条件，境外资产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国资专家说。

　　5月20日，审计署发布的对十几家央企的审计结果报告就显示，多家央企境外投资项目出现违规或亏损。如截至2009年底，中化集团投资开发的6个海外油气田项目中，有2个项目虽盈利但未达到可行性研究的预期目标，累计净现金流比预测少1.33亿美元；3个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接近中国石油的某大型央企集团工作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中国石油海外部的某负责人曾私下向其透露，受境外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影响，中国石油在海外投资的油田大多处于亏损状态。

　　新出台的《暂行办法》并未针对这一问题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从国资委的意图来看，更多是希望通过诸如董事会治理等公司制度设计来慢慢消解这样的不平衡。

　　产权顽疾

　　当央企日益频繁地参与境外出资投资活动，央企境外资产的监管更趋近于跨国公司的运营模式，涉及的内容包括如何有效地对央企海外子公司的人员进行监管；如何有效地对央企境外资产从财务上监督；如何既对央企境外资产的业务进行有效监督，又不影响其经营权和业务的灵活性，不影响其对当地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从而实现国有境外资产的保值增值等目的。

　　但由于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其监管和管理又遭遇不一样的命题。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派驻沙特的某管理人员对新金融记者总结境外资产监管的核心是在产权管理，这一核心关系决定最后的效果。而国资委《暂行办法》出台后频见报端的投资决策负责买单的新闻点，在他看来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看上去像是对过去央企境外投资失利的情绪性反应。

　　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曾对美国及13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所作的“公司治理能力评比”的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企业排名靠后。由于产权管理的不适，央企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董事会只能缺位，政企不分的顽疾仍在。

　　据新金融记者了解，央企境外子公司的组建既有有限责任公司，也有股份有限公司。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无论哪一类公司，其董事会很少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中方母公司直接指派人员组成，很多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国有企业在境外子企业内部监管制约机制不健全，虽然形式上完整，但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监督管理效果。

　　海外经理人员的选派其实质上还是一种官派制度。很多国有企业一把手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不仅董事长、CEO这个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民族中心主义”模式下，海外子公司的诸多重要管理岗位也是从国内选拔并安置的。

　　“一些央企境外子企业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资本财务制度控制机制。子公司财务报表上报母公司不及时，反映失真，监控不力。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资本财务审计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以保证母公司的资产和利润不受侵害。”曾经在德勤风险控制管理部门工作的赵蓓告诉新金融记者。

　　从国资委到央企集团，再到境外子公司，这一被延展的委托代理关系链条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在目的、信息共享、合同规范的对接上产生偏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的王俊峰认为，“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在有大量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不可能在事前签订一个完全合同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这就有可能使代理人作出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决策而不被委托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