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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两个金融怪圈导致“提准”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