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资本市场的市值，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无论是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还是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数量，无论是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还是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区区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曾记得刚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引“狼”入室，因此，即使5年保护期过后，我们还是小心翼翼控制开放的速度并设置了外资准入门槛这导致中国目前还是没有能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在目前我们已经具备的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更上一层楼，来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已经越来越重要了。

　　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确实影响了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如何尽快强化我们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依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国金融体系还是具备了一些促进未来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实现，一批数量虽少资金实力却十分雄厚的中高收入阶层开始出现。市场对高水平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我们此时的金融创新步伐能够很好地吸收这批流动性，并能迅速配置到最有潜力发展和收益增长的投资项目上，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资金过于集中在楼市或股市而烦恼，更不会付出昂贵的行政管理代价来控制价格上涨问题。另外，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面前，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因为商业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无法通过自己盈利能力的提高来转嫁成本而退出了自己擅长的实业舞台，并进而把产业资本带进了灰色的金融系统，去从事它们并不擅长的资本运作。有些很好的中小企业因为对企业价值的定价不熟悉而贱卖给了海外私募基金，有些民营企业家干脆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这种资本运作丝毫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

　　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的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天使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比如，中国政府应该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建立遗产税、资产交易税的同时，也给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实施减税和非营利性风险投资项目的免税优惠，引导中国企业家将自己的经验和资本传承给年轻有为的下一代，而不是将积累的资金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起无奈地带到国外去。总之，重视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和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将是我们为“做强金融”而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

　　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已经避免过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安稳地行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前车之鉴便是东亚几个率先发展起来，却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屡屡受创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后起之秀的东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因为这些国家既想通过稳定的汇率制度来保住自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想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金融大国的目标，结果让投机资本乘虚而入谋求暴利，导致这些制造业国家都陷入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中。它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我们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其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一种智慧的公平方式拿走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甚至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破旧”的同时如果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能够依托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我们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而忘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而当我们为发展制造业更好还是学美国做金融大国更好的问题而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丢掉能做好的东西，但同时却得不到别人擅长的东西。

　　盯住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保持自己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并不断完善这一环节，等到条件成熟后，我们再循序渐进，争取做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这才是中国今后最重要的发展之道。（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