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大幅度减少，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少。降水量持续偏少导致江河、湖泊及水库水位异常偏低，以鄱阳湖为例，水域面积1326平方公里，仅为2010年同期的十分之一。据国家防总最新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为9892万亩。

　　去年的西南与今年的江汉旱情，一些人士认为，是建三峡水坝产生的异常。坦率地说，这一说法未经科学检验，事实上也无从检验，因为建坝对气象和水文的影响，在目前的科学下几乎是不可解的“混沌问题”。

　　需要澄清的是，早在三峡筑坝前，旱灾亦是中国的常态。史料上溯到公元前206年至今，共发生大旱灾1100多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年均受旱灾接近218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32700万亩，大约接近可耕地的15%。目前的整体旱情受灾面积并非异常显著，只不过长江中下游降水稀少创了纪录，这只是局部的异常。就像去年西南旱情代表的总体旱灾水平，尽管声势大噪，但总体水平甚至低于平均水平。

　　很多人将西南旱情和这次旱情视为“通胀的推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全球粮价飙升，甚至引发地缘政治变数。欧洲一些国家也遭遇旱情，哀叹粮食减产，不得已大力进口，“被动”推高粮价。

　　伟大的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旱情对农业的影响常常高估，农业并非看天收成，人的能动性在其中大得可怕”，这意味着他将农业看作像工业一样的资本和人力占主导性的产业。旱情就是农作物生长季节与降水年内分配的不匹配，但这不是唯一的生产确定过程。尽管降水稀少看似会让农作物干枯绝收、粮食减产，但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现代农业，都会有储水处理，只要水库池塘有水，灌溉系统运作有效，往往粮食不减产反而增产。这就是人在里面的“活性作用”。衡量旱情，不仅看降水，还以地下水位和河流枯水位、流量或蓄水量为依据，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人在激励的状态下合理运用水资源的能力。

　　所以，那种枯燥数字的受灾面积是无效数字，真正的意义是，如果农业生产者在乎受灾面积，那么他们就会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补救，如果他们不在乎——例如劳动力都被城市化“吸附”，或者农产品价格不足以面对成本的飙升，那么他们不会在乎，不会尽力补救，即使政府用行政动员要求他们进行补救。

　　比如1978年大旱，受灾面积达到了4017万公顷，这可能是近几十年来受灾面积的峰值水平之一，但是1978年的粮食是大幅度增产的。为什么呢？1978年全国广泛推行土地承包制，农民爱惜土地，政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所以粮食产量根本不受天灾的影响。

　　又以1999年而论，1998年发大水、1999年是大旱灾，但1999年达到了小周期的粮食丰产最高水平，因为政府提高了粮食补贴，并且放弃了逐渐销售管制措施，为以后的购销自由化铺路。2005年以后为什么出现粮食的波动性减产呢？主要是种植面积的缩小，而它背后的动因正是中国激进推进城市化，建设用地大幅度“挤占”耕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农业利润，“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压缩了耕地面积，中国开始大幅度进口粮食来压制农产品价格。

　　滥发货币是通胀的根本，而通胀形成的“权力层级”效应，使得农业成本飙升没法获得必要的农业剩余，所以今年的旱情，尽管整体上还未见可观，但对农业的产出影响却是负面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者并没有足够的激励来爱惜产出、战胜“天灾”。一言以蔽之，决定粮食产出和通胀水平的，不是天灾，而是对人的激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