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胀背景下经济被动收缩对经济增长天然的抑制作用，货币紧缩条件下金融政策趋于保守存在天然的现实可能，这都与金融中心建设对经济空间拓展必然的扩张要求，对金融政策创新突破诉求之间存在深层次的矛盾。衷心期待上海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尽力妥善解决这两个层面的矛盾，通过先行先试，为全国经济再次腾飞闯出一条新路。

　　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十二五”将是决定性的关键阶段。这个关键性的阶段，既是金融中心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多种经济考验的丛林带。

　　就说现实经济环境吧，在本届陆家嘴金融论坛的“浦江夜话”开局场中，多位金融、经济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通胀虽然不至于“失控”，但通胀仍将上行寻顶。这些专家的判断当然还有待现实检验，但通胀的确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对的最大考验。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矛盾需要认清和妥善解决。

　　第一层面，高通胀背景下经济被动收缩对经济增长天然的抑制作用，与金融中心建设对经济空间拓展必然的扩张要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世间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都受自然界的规律作用和影响，既然存在着发展高潮，也就必有回落的低谷。具体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恐怕概莫能外。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并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复合年均9.9%的超高速增长率，不仅释放了内部制度性变革对经济的推动力，而且释放了外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经济扩张能力。经济经过后浪推前浪性的不断上行，当前面临上行动力减弱，而新的暴发性推力尚未形成的转型关口，经济发展被动收缩已经体现在结构调整之中。

　　从统计的角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其中若隐若现的经济长周期的基本规律。从1978年到1992年，由“包产到户”改革导致的体制性突破所激发的创造财富的活力延续了15年后， GDP增速达到了峰值14.2%，然后缓慢回落了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跌破8%底线，低见7.8%引发政府“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经济干预，1999年再次见底7.6%才形成低位拐点，并凭借加入WTO的出口扩张将过剩产能消化开始了经济回升。从1992年到2007年，刚好也是15年，巧合的是， GDP增速再一次达到了14.2%的高度，经济同样遭遇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掉头向下开始回落。唯一不同的是，上次政府干预是在六、七年之后，在经济回落的后期；而这一次，政府启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在发生经济回落的开始时。如果把过去视为长周期的景气发展阶段，那么接下来存在三到五年的经济回落也是很正常的经济运行过程。如果统计规律有效，未来恐怕仍要回落三到四年才有可能见底。考虑到未来五年即“十二五”规划执行的五年，暂时看很难有强劲的外来推动力，经济回升的时机或将延后，甚至不排除GDP增速会显著低于上次1999年7.6%的低点。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初期，对预想不到的困难应有足够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为全国经济突围寻找出路和推动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今年是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关键年，上海要在不伤及其他经济元素的条件下完成结构调整，确实需要政府具有精准高超的外科手术般的经济管理能力，去改变经济和资源中被错配的不合理结构，当下建设金融中心还真有点难上加难的意味。但是，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凝聚和吸纳资金，实现金融资源的聚集作用，而且可以引领资金的战略性配置，引导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从统计的角度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其中若隐若现的经济中短周期的基本规律。从统计上看，过去三十年间每十年都是一个主题明确的发展周期。第一个十年，主题是发展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通过“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全社会的温饱问题；第二个十年，主题是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通过“企业改制”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解决全社会的产品短缺问题；第三个十年，主题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低端服务业，通过“住房商品化”实现财富的积聚和集中，解决全社会的居住问题；眼下进入的第四个十年，主题仍将是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金融服务业，通过“金融中心”的建设实现资本和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解决全社会的金融需求问题。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虽然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板的开设等的难点，但总体上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历史规律，是社会经济结构螺旋式上升运动的有益组成部分，对新世纪中国经济之路具有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开拓作用。温总理曾经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说过的话，无疑对上海目前克服困难建设金融中心很有参照作用，那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对克服困难抱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个层面，货币紧缩条件下金融政策趋于保守存在天然的现实可能，与金融中心建设对金融政策创新突破诉求之间的技术性矛盾。鉴于3月CPI突创新高，为了抑制通胀，央行货币政策紧缩步伐提速加快，首开同一月内既加息又调准备金率的先河。伴随着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加强，起步阶段的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也面临政策性创新空间不足的困扰。从去年元月以来，累计11次调高准备金率，促使全社会的流动性急剧减少，长三角地区中型企业资金饥渴症日益突出。同时，高达21.0%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开始影响到了中小银行本身的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倘若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势必将影响金融中心建设中基础性的金融制度在创新层面的突破和发展。

　　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国人看到了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主要政府金融决策机构对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鼎力支持。衷心期待这些富有建设性的谈话最终能落到实处，切实推动上海的金融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通过先行先试，为全国经济的再次腾飞闯出一条新路来。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