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表面上成为国际金融改革的获益者，并开始坐上金融谈判桌的主座，但现阶段实际话语权增加却并不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5月19日宣布辞职后，“继任争夺战”拉开大幕。新兴大国竞争IMF总裁职位有了机会；有西方媒体称：欧洲人担心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取代这个职位。IMF总裁由谁掌控，事关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根据央行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04万亿美元。然而，无论是在专家学者眼中还是官方表态，中国不断膨胀的外汇储备似乎已成为“烫手山芋”。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在境外的巨额债权却不必然为债权国带来相应的金融权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相对上升，为中国提升金融话语权带来机遇，但同时也面临不小的困难。

　　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第二次金融峰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在这次峰会中，中国一改常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周内连发三篇文章，他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呼吁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关于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观点，引起广泛讨论。此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副部长李勇等多位财经高官，也在峰会召开前夕纷纷高调提出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和发展的系列新主张。可以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建设新的全球货币体系，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一致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改革方案，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升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行第三大股东国。同年10月，IMF份额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确认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持有份额和投票权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于当年2月出任IMF总裁的特别顾问。

　　长期以来，世行和IMF为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堪称欧美统治全球金融的利器。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中份额和投票权的提升，客观上反映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版图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而且它有利于中国争取更多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和平衡的方向发展。但另一方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提醒说，中国虽然增加了金融话语权，但无力影响两大金融机构的架构，改革没有获得本质突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坦言，改革成果的实际意义不大。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博弈中，西方国家盯着中国的钱，而中国希望通过外汇储备换回更多的投票权与话语权，改变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由西方独霸的局面。中国通过出资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理应视为历史性的时刻。但改革之后，美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仍坐头把交椅，在IMF的投票比例使其保有一票否决权。欧盟国家尽管“让出”一部分份额，其实也仍然保有否决权。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掌控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高端决定权的格局并未发生变化。

　　总之，中国表面上成为国际金融改革的获益者，并开始坐上金融谈判桌的主座，但现阶段实际话语权增加却并不多。

　　金融格局嬗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告诉本刊记者，讲金融话语权，首先要明确一个背景，即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各国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规则。在货币金融方面，也需要有全球统一的各国普遍接受并共同遵守的制度和规则。谁来制定？由谁主导？发展历史悠久、实力强、影响大的国家，它的话语权的权重自然也大。简单讲，金融话语权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以及组织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江涌认为，金融话语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权，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以及规则的制定权。他指出，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这决定了它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背后还有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撑。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拥有金融话语权的国家往往是少数经济强国和霸权国家。这些国家在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同时也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并享有规则的制定权。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原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并引发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这其中隐藏着大国复杂的斗争和较量。在后危机时代，这种较量正呈现开放性、复杂化的态势，在多阵营、多领域、多层面不断上演。

　　美国保持住了金融霸权。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人们强烈谴责华尔街式自由金融主义，对美元地位提出质疑。然而，对于金融霸权这一核心利益，美国充分体现出较强的风险化解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对内，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去年7月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认为，美国背后的考量是借此修正之前过度创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并将其金融监管模式向全世界推广，以更好地巩固和推行金融霸权。目前来看，美国这一国内法很有成为国际法的潜力。对外，软硬兼施稳定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利用危机导致的贸易萎缩施压人民币升值，抓住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漏洞，重重打击了欧元的信誉和地位。江涌指出，军事手段、地缘政治、突发事件等都成为美国维护金融霸权和强化美元地位可利用的工具。

　　事实表明，危机并没有撼动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资产依然受到各国追捧，华尔街的优势也没发生根本改变。专家预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金融格局的核心。

　　对此，吴庆分析指出，美国在全世界拥有最强的金融话语权，它的基础有三个。第一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到目前为止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居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这是美国金融话语权的根基之所在。第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负责制定美元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实际上就成为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这是美国最直接的话语权所在。第三，开放、高效率的金融市场。美国有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最主要的金融市场，占据了全球资源配置的高端，其融资成本相对于其他市场，属于最低之列。这三点足以支撑美国在全世界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修修补补。

　　相对于终结美国金融霸权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显得比较实际可行，符合各方的现实利益。这一改革主要涉及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框架、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世界各国为此经历了多场“混战”。从成果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胜利。但距离“彻底改变现有的不合理不公平的金融秩序”，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相较而言，欧洲在两大机构中影响力有所削弱。

　　另外，金融危机后区域金融合作乃至一体化逐渐升温，其中欧洲、亚洲的区域金融合作势头良好。在这个背景下，各方力量争夺区域金融主导权悄然升级。

　　中国地位上升。

　　在经济强劲增长和金融业迅速发展的支撑下，中国整体金融实力得到很大提升，成为世界金融格局和亚洲区域金融格局的重要力量。吴庆认为，中国金融话语权的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二是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任何动作都有可能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这是中国最直接的话语权。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话语权和美国的话语权还无法相提并论。

　　而近年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在国际和区域金融舞台上展现身手，话语权也得到拓展。通过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参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G20机制，与其他国家加强在全球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增强了在世界和亚洲的金融影响力。通过与境外经济体进行货币互换，在周边地区和边境贸易中实行人民币结算，在境外设立金融机构等方式，大力推进了人民币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面临的金融强权

　　受访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客观地评价，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改革，并没有改变西方通过这些重要的机构掌控全球经济规则主导权的现实。而且从综合实力看，由于美欧日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的金融资源，对于接下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金融影响力的提升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崛起的关键，注定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在两大阵营中，作为现有世界金融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美欧日是“天然盟友”，联手对刚刚“出头”的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符合它们共同的利益。而从现实来看，西方金融强权也没有停止采取针对中国的行动。

　　——阻止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话语权的提升。在中国强烈呼吁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欧美之间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都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实质提升，都在力保主导权不丧失。

　　——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后，更频频发难，将汇率问题政治化，施压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相对的就是美元贬值，这将降低美国的外债压力。通过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以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美国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还强化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变相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和对美债权“缩水”。在江涌看来，在经济方面中国是属于美元圈的。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所谓“金融恐怖平衡”，平衡的维持更多的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金融恐怖平衡束缚了中国的手脚。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手段也不多。总体上，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中国对资本、债券的定价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并不明显。”面对“美元陷阱”，中国显得“进退两难”。

　　——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西方金融强国也随即制造各种麻烦进行阻击。人民币“走出去”，引起众多国家猜想。一方面，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国极力阻击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在中国推动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问题上，对中国形成压制。另一方面，在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大趋势下，还有一些国家也在加快本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面临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

　　——与此同时，西方金融强权利用舆论捧杀中国。继“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之后，西方媒体以全球经济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提升、海外大举并购等为由，宣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是金融危机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发展让其他国家利益受损等。

　　总体上，中国仍然是一个金融弱国。虽然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发展迅速，资产规模快速增加，但对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参与程度还很低，信用评级市场话语权基本丧失，维护金融安全的手段和资源也有限，从而导致被动承受三大国际金融风险：国际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金融资产定价权丧失，以及外汇储备资产贬值。

　　“现代经济具有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的特征。金融不仅是经济的血液，也是命脉。”江涌认为，如今，金融市场越来越超越国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要素市场，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方面受制于人，影响的不只是金融安全，还有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危。

　　路径选择

　　中国的话语权在哪里？先要认清中国的差距在哪里。“首先是我们的货币。现在中国提出人民币要国际化，要区域化，但做得还不够远。其次，央行的独立性不够，对外没有独立于美联储，对内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其他部门。所以人民币尚未做到长期稳定，在这个情况下，很难说中国的金融话语权会跨出疆界。第三点，金融市场，相对于其他发达市场来说管制还是太多。中国市场还未对海外开放，效率也不够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国内拥有充分的金融话语权，但在国际市场的金融话语权受到了约束。”

　　怎么办？“向美国学习。”吴庆说，“缺什么，就学什么。当年美国不就是向英国学习，并最终取代英国的吗？”

　　综合受访专家意见，金融话语权的提升，既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本国还应当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国际化的货币。刘军红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金融市场的建设、规模以及完善程度不足。从理念上看，金融产业要对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起到支撑作用，应有利于提高资金的自由流动和使用的效率。

　　“中国要扩大自己的话语权，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国内的金融制度做好，要解决自己现在存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原来的计划体制转轨到市场体制，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成。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金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去发挥我们在国际上的金融话语权，其实是不可能的。”吴庆坦言。

　　金融的核心是货币。美元可以说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支柱，因此会动用一切手段维护美元地位。中国金融话语权的提升，作为本币的人民币的地位提升是题中应有之义。刘军红指出，周小川关于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实际也是为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他看来，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或者说枢纽货币的地位是不可挑战的。人民币“走出去”，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货币之一。至于人民币未来几十年能否成为关键货币，不是靠我们单方努力就可以实现的。

　　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而且资本可自由移动。这是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国际化必须提供一种在国际市场上的便利性，特别是使用和选择的便利，还要有投融资的渠道。

　　这也要求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在这里，要有能力将电压、频率不同的各种资金变压，转换成有效、可利用的资金。比如说我们要建设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要力争具备能够发挥金融变压器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根本上是一个市场建设的过程。

　　再有，要明确人民币国际化要追求什么指标。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外汇储备货币？还是允许大规模交易的交易货币？刘军红说，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不妨做个参考。1999年小渊政府提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确定战略重点区域是亚洲，重点目标是贸易，即推动贸易中的日元结算比例。现在来看，日本对亚洲出口的50%以上是日元结算，2010年日本对世界出口日元结算比例达到46%，成绩相当辉煌。同时，外汇市场上外汇交易规模也很大。不过，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变化不大，只占到3%。但这不能说明日元国际化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