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的兴衰与近代政治时局变迁有密切关系。中国的民营银行诞生于晚清时期，在1912－1928年兴盛一时，又在国民政府的压制和战争破坏下走向衰落。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营银行在1952年大多改为公私合营，到1958年完全消失。改革开放后，一些带有民营性质的银行在国内再次涌现，但在业界人士看来，中国真正的民营银行仍未面世。

　　鼎盛时期

　　应该追溯到1897年成立的通商银行，一般被视为中国民营银行的开端。

　　通商银行是由大官僚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批准成立的第一家华资银行，拥有发行货币，代收国库款项的特权。其注册资本43％来自招商局、电报局等官督商办企业，57％是“私人股”，其中有著名侨商张振勋和浙江富商严信厚等人的投资。在组织制度和管理方法上则完全仿效汇丰银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称其为“不官不商，亦官亦商”。

　　关于其性质，目前学界有“官督商办”、“商办”、“官商合办”、“官助商办”等4种不同看法。清华大学经济史教授陈争平认为，这种分歧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银行刚诞生时仍难免带有“旧时代的胎记”。

　　至今看来，中国民营银行的鼎盛时期集中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十五年间。在这个时期，华资银行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特别是商办银行发展很快。在1912－1927年新设华资银行302家，商办银行247家，占80％以上。1919－1923年是商办银行设立最兴旺的时期，平均每年新设近30家。一些银行还与实业相挂钩，成立农业银行公司、垦殖银行、铁路银行等。与此同时，地方性银行也纷纷成立，创办实业银行、矿业银行乃至渔业银行等。一时出现了“向来未有之兴盛”局面。

　　经过优胜劣汰，民营银行实力大增，以实收资本、公积金和存款三项合计，主要民营银行的总实力在1918－1926年间增长了2.5倍，具备了与外资银行和钱庄相抗衡的实力。

　　民营银行获得大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和金融的新政，刺激了工商企业迅速发展，银行客户大增。当时的农商总长张謇是近代著名实业家，他提出“发展实业，乞灵于法律，求助于金融”，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发展工商经济，对民营银行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资银行实力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不得不向华资银行拆借。在此情势下，对民营银行的压制明显减弱。

　　另外，当时不少国外留学人员回国创办新式银行，也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他们中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银行家，成为民营银行业的核心人物。银行家们还通过组建银行公会等形式加强团结，有力促进了民营银行业的发展。

　　此外，票号在辛亥革命后迅速衰退，空出的市场空间为民营银行发展带来机遇。而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又为银行带来了大量承销业务。

　　这一时期一些官办及官商合办银行经营不善，逐步转化为较为典型的商办银行。原来官办的中国银行吸收了大量商股，至1928年该行重要职位多由民营银行家担任，已经“民营化”了。

　走向衰落

　　自1927年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一步步采取措施控制金融经济，加强对银行业的渗透和控制，民营银行业在金融统制和战争打击下走向衰落。

　　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强行改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控制的金融体系，并利用这一金融体系逐渐渗透、收编控制和挤压民营银行，民营银行成长的空间一步步缩小。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金融统制，颁布了很多限制银行经营管理的法令。从1942年12月起，更在成都、西安、昆明等17个城市设立“银行监理官”，负责审核管辖区银行和钱庄的放款用途，检查管辖区银行和钱庄的有关账目等。金融管制与战时的损失惨重，令许多民营银行在战后奄奄一息。以最大的两家民营银行为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战前存款合黄金为171万余两，放款合黄金123万余两，战后存放款合黄金分别只剩下1万两和4000两；金城银行战前存款合黄金为123万余两，战后只合1554两。民营银行损失之重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继续掠夺民营银行的财富。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行规定“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并把民营银行等作为重点收兑对象，民营银行又一次遭受大掠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进行没收，但对官商合办银行中私人的部分承认其所有权。不过这时的民营银行业实力已经非常弱。1950年8月会议上，他们中不少提出自愿进行公私合营；195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正式宣告公私合营，1952年上海成立了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比一般工商业率先完成了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

　　自1953年至改革开放，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制，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不再独立存在。

　　重新崛起

　　改革开放后，“大一统”的人民银行体制被逐渐打破，金融机构开始多元化。各地建立了城市信用社，并于1983年起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了农信社的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而这些信用社也带有一定民营性质。

　　1996年1月12日，由全国工商联发起组建，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民营资本入主银行业的开端。

　　2004年8月，又一家民营资本占较大比重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在杭州诞生。在浙商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民营资本的比例达到了85.71％，是目前国内民营资本比例最大的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是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权、责、利统一的现代金融企业。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目前对民营银行的定义有不同看法。如果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由民营控制的银行才算是民营银行的话，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

　　在民营银行的推动者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徐滇庆看来，民营银行是相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国家不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为什么在国际金融会议上很少听到民营银行这个定义呢？原因很简单，我们所熟悉的国际著名大银行几乎都是民营银行。”

　　在徐滇庆看来，在中国金融业日益融入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民营银行会产生“鲇鱼效应”，促进国内同业竞争，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10年过去了，对民营银行的开放并没有大的进展。不过，“各地中小银行和城商行的改制及上市，或许能成为民营银行再次兴起的前奏”，曾刚表示。

　　据银监会有关人士介绍，民营资本可以通过入股参与银行业，没有制度障碍。至于对民营银行人事上的干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于银行高管都有一个任职资格审核问题。“这种审核对于银行业的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信成银行

　　第一家纯粹的民营银行。

　　信成银行1906年在上海成立，由无锡实业家周舜卿（廷弼）创办。该行章程规定：“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系为方便小本经纪及凡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奉行“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洋一元以上，均可存储行中生息”的原则，因此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但因它给革命党提供活动经费，1913年又参与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通缉遭连累而被迫停业。

　　“北四行”和“南三行”

　　1912－1928年民营银行兴盛时期最知名的民营银行。

　　“北四行”是北方的金融集团，由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四银行组成。由于受到北洋政府支持，发展迅速。四者建立了“四行联营事务所”，进行联合放款，并建立了四行联合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的钞票。1923年又开办了四行储蓄会，吸引了社会上大量存款。由于准备金充足，实力雄厚，信誉卓著。

　　“南三行”指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出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它们以上海为基地，并通过董事、监事、总经理互相兼任的方式联营互助，在经营上亦相互声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南三行”的后起之秀，1915年由曾留学美国的陈光甫创办，当时资金只有10万元。陈熟悉现代银行管理，又善于用人，富于创新，该行业务发展很快。到1926年资本已增至250万元，资产超过47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成为中国近代银行史上的奇迹。　

　（注：本文是在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经济史教授陈争平、人民银行研究局马俊起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研究所洪葭管等人的基础上，结合史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