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人民币将不会是美方重点讨论的议题，即使讨论，也是关注升值与中国政府反通胀的有效工具上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于9日和10日在华盛顿举行。由于这次高层对话是在胡锦涛主席今年初成功访美、两国关系进入建设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与前几次对话不同，这次对话的国际背景呈现出新的变化：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日本遭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三重灾害；国际反恐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给世界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中美两国在拥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经中美双方商定，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分析人士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由虚入实，日益深化，除了上述全球战略性话题之外，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等实质性话题，也将成为关注焦点。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多次参与S&ED的美方官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前中国事务高级主管赛里科表示，美方会继续就商贸方面的优先议题同中方讨论，有关中国自主创新、政府采购、立法透明度以及其他双边经贸议题将受关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则表示：美方会讨论一系列有关“失衡”的议题，而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会在这个“单子”的首要位置。

　　第一财经日报：在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经贸领域将讨论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赛里科：我认为本次的S&ED将延续今年1月份胡主席访问美国期间所讨论的议题。从美方来讲，美方会继续就商贸方面的优先议题同中方讨论，有关中国的自主创新以及政府采购、立法透明度以及其他双边经贸议题也将受关注。

　　从中国方面，我认为中国可能会继续同美方讨论有关美国对高科技出口管制，以及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议题。此外，宏观经济、全球经济形势、增加各自经济政策透明度，还有人民币问题，都将是本次S&ED重点讨论的。

　　伯格斯坦：我想中方将和美方谈很多有关美国财政政策前景以及确保中国投资美元资产是否安全的问题。美方将继续关注“失衡”的问题，比如让中国继续进一步扩大内需，还有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方会要求人民币更快升值，而且不仅仅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也包括兑换其他货币的汇率。

　　日报：人民币汇率问题会不会成为一项主要被讨论的议题？

　　赛里科：我认为同以往几次S&ED不同，这次人民币汇率将不会是美方将要重点讨论的议题。主要原因就是，从去年6月以来，我们看到人民币汇率已经升值了6％左右，美方也认识到这个进度。我想如果这次盖特纳部长同中国提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话，也不会集中在人民币同美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上，而将讨论人民币升值与中国政府反通胀的有效工具上。

　　伯格斯坦：美方会讨论一系列有关“失衡”的议题，而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会在这个“单子”的首要位置，会是美方想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日报：在中美经贸领域，通常哪些议题都是中美双方在S&ED常谈常新的?

　　赛里科：通常双方对能够在中美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趋势比较关注，还有就是双方在结构上的改革。比如说，今年就将讨论有关美国金融改革、房市改革、财政赤字、国际债务等问题。而中国议题方面将讨论如何让中国扩大内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在医疗保健以及教育上的投资等议题。

　　伯格斯坦：双方要讨论的议题很多，但仍将是传统性的议题，随着双方的多次讨论，很多议题都变得更加成熟和复杂。有很多“老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也被赋予了新内容，比如双边的贸易政策、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等。

　　日报：在经贸领域，哪些议题是在S&ED谈判桌上双方难以达成共识的?

　　赛里科：双方都对保护主义有所担忧，也是难突破的。从美方角度看，美国商务部长，也是即将成为美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最近指出，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中不能获得和中国公司一样的机会。比如说，美方就对中国最近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草案表示担忧。尽管这份草案在很多领域有很多进展——比如在开放诸如碳水化合物饮料市场方面，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限制。

　　从中国方面看，很多中国消费者也认为，在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上存在很多限制，而且中国在对美投资上也面临很多限制——对双方来说，这些都达成共识存在一定困难。

　　伯格斯坦：我想美方更多地想看到中方更实际地实现原来的一些承诺。比如让人民币更快升值，进一步扩大内需，控制外汇储备的规模——让人民币快速升值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日报：总体看来，你们认为S&ED是一种成功的机制吗？

　　赛里科：是的。本次S&ED可能不会像以前几次那样达成如此多的成果，原因是去年以来双边进行了多种场合的会面和磋商，已经就很多议题达成了成果。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有关经贸领域的议题，同时也应该知道，战略领域的交流也很重要。我认为在这次S&ED中，在战略领域将会提出多项新主张，他们将进行首次双边安全对话，同时在多项双边，区域问题，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朝鲜等问题上，双方会进一步加强合作。所以S&ED在经贸和战略方面来看都是一种成功的机制。

　　伯格斯坦：你知道我更倾向于“G2”的概念，S&ED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双方通过更紧密和频繁的接触，讨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他们可能不一定同意对方的观点，但双方以这样一种坦诚和务实的态度交涉，这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

　　日报：赛里科女士，你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职期间，曾经多次参与S&ED，也多次作为美方代表访问并在中国生活过，在20多年同中国打交道期间，你是否有什么难忘的经历？

　　赛里科：我现在还能想起来这件事。那是“9·11”事件刚刚发生以后，我当时作为美国外交官在上海领事馆工作。当天我们整个美国使馆的人整夜通过电视观看世贸大楼的倒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被隔离出来了，离美国很远的感觉。第二天，我又去领事馆照常上班。我到现在还记得，包括我还有整个美国使馆的人，当天都被震撼了，就是当时上海的民众在情感上给我们的支持。我们那天收到很多鲜花，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人们给我们写的慰问卡片。当时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时刻。

　　这件事也带来了一个双边经贸上的后续故事。在“9·11”之后，美国领事馆牵头中国上海市和美国芝加哥市就如何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和事故进行了对话交流。双方在对话之后，上海市从美国进口了管理和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的设备，在当时促进了美国的对华出口。这也让我们感觉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关系让双边关系越来越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