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拐点存疑 紧缩慎行
王国刚:有观点认为,自去年开始的物价上行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致的,属于通胀范畴。王建:对于当前的通胀我们不用恐慌,这种复合型的通胀不会演化成恶性通胀,因为导致通胀的三因素——粮食价格、大宗商品和工资都是慢变量。
3月CPI涨幅“破五”后,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加剧。上周国际市场油价跌破100美元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大跌,有望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除非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减速,否则物价拐点很难出现,今年通胀率不会低于5%。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预计,6月以后CPI走势会出现回落。对于继续采用紧缩货币的政策来抑制通胀,两位专家都表示要慎重考虑。
CPI会有所回落
中国证券报:3月CPI同比上涨5.3%,有分析预计上半年这一数据都会在高位运行,但也有观点认为通胀拐点会在四五月份出现。通胀拐点会不会出现,何时会出现?
王建:我对未来通胀形势并不乐观,预计4月CPI会下降一些,但今年的通胀率基本不会低于5%。除非发生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减速,否则物价拐点,我认为很难看到。
目前蔬菜价格回落,只是短期现象。蔬菜价格只占食品权重的10%,CPI权重的3%。对CPI影响最大的当属粮食价格,粮食价格又直接影响肉类、家禽、鱼等副食产品的价格水平。而截至目前,今年春旱对秋粮的影响还难以估计,今年粮食能否持续去年丰收的局面,还要看秋收前这几个月的气候情况。
王国刚:首先需要强调的是,CPI上行不等同于通胀。就1998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而言,我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的时期,但非食品类产品的价格上涨率处于负增长走势或年增长率不超过2%,因此,均不属于通胀范畴。2010年以来CPI出现逐步走高趋势,主要是由于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食品类价格上涨。今年上半年CPI高位运行是和去年物价“前低后高”的翘尾因素有关,预计下半年CPI走势会出现回落。
恶性通胀不会来
中国证券报:这么说来,全年物价上行压力会持续存在,但是否会演化为恶性通胀?
王建:从中期因素看,我国人口在不断增加,收入水平上升也使人们提高了对食品的消费水平,但耕地每年减少300万-400万亩,粮食供给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这注定对粮食的需求是刚性的。我测算过,粮价上涨10%,整个CPI会上涨3%。这还不包括进口粮食的涨价。
去年以来工资上涨对当前通胀的影响还是有的。对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输入型通胀,不光中国,全世界都无能为力。
美国的次债新危机我估计会在7月以后出现,但即使发生了,我国的通胀形势减缓下来也要到今年底明年初。
王国刚:有观点认为,自去年开始的物价上行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致的,属于通胀范畴。这些认识都过于简单,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9.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落到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发挥作用。这正好解释了2009年GDP增长率9.1%、CPI增长率只有-0.7%等现象。
王建:对于当前的通胀我们不用恐慌,这种复合型的通胀不会演化成恶性通胀,因为导致通胀的三因素——粮食价格、大宗商品和工资都是慢变量。
继续紧缩需慎重
中国证券报:随着调控政策显效、物价涨幅回落,出台更加严厉的紧缩措施将缺少相应的物价与经济基础。
王建:针对这种复合型通胀,用货币的手段是控制不住的。比如对人多地少造成的粮价上涨,我们既控制不了人口增加,也不能抑制人们对食品质量提高的追求,更无法增加耕地的供给。即使再严厉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这些因素。2008年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
何况通胀高了自然会吸收一部分货币,紧缩货币可能会适得其反。我最担心的是对通胀的判断以及对策。从最新公布的PMI看,企业新增订单和出口企业新增订单都在下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很弱,我反对继续执行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
王国刚:面对通胀,应当选择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如果不是通胀,只是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调整所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就不能简单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分析CPI上行的成因,不要贸然改变货币政策取向,给经济运行和金融活动带来负面导向。
从2004年以来的实践效果看,提高存贷款利率不仅没有改变存款负利率的格局,反而给工商企业增加了资金成本,给农产品生产者增加了资金成本,结果将进一步促使资源类产品和农产品价格上行。
财政政策更有效
中国证券报:如果说货币紧缩周期已行至下半程或者说货币紧缩力度加码会影响经济增长,那应该如何应对当前的物价上涨?
王国刚: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和燃气等)的价格上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在于抑制这些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而在于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以防价格上涨过快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在“熨平”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还需运用财政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该补贴的还要补贴,但总的取向不应是“补贴”;应当让农民获得按照市场机制所能够获得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再讨论财政补贴问题。另外,要采取降低物流环节成本、打击炒作资金等行政手段来配合。
王建:粮价、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工资提高这些因素很难改变,能做的是降低国内的物流成本。比如,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降低蔬菜和肉类的运输成本。另外,一定要高度关注中低收入者,通过财政补贴等形式提高他们抵抗通胀的能力,保障其生活水平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