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尽管问题相同，但是讨论问题的全球经济金融背景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货币体系的弊端，危机后各国普遍表达了重建全球货币体系的愿望。如何构建新的储备货币，对特别提款权(SDR)进行技术性改造，提升其在储备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待完善的条件下，如何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都将影响到未来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前景。
　　近日，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联合举办的“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安托尼奥·奥坎坡、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胡永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等专家学者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储备货币多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提款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回顾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他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本应是更好的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却放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储蓄没有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
　　斯蒂格利茨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实现自动稳定和自我约束，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既不稳定也不公平。储备货币多元化很难摆脱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所积累的债务削弱了该体系的可持续性。一些国家积累很多外汇储备，在不同储备货币国家的资产之间进行选择，使得相对汇率变得不稳定。无约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它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
　　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削弱了全球需求，带来了通货紧缩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通缩倾向，源自于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不对称性。那些出于谨慎性动机而大量持有储备货币的国家不会因为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减少其储备持有量的，因而全球总需求会减少。
　　斯蒂格利茨表示，新兴市场国家以高利率借款，以零利率贷款，导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以特别提款权为主导的全球储备体系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从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向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过渡，将有效提升全球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提出，构建一个合适的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在政治上采用非一致同意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改革方案不能在所有成员之间达成一致，仍然能够得到贯彻实施。比如，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的清迈倡议。
　　对于美国财政赤字导致贸易赤字的传统观点，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事实上，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贸易赤字导致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只有通过财政赤字才能弥补全球总需求的减少。斯蒂格利茨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大部分G7国家都是贸易赤字引致财政赤字。这意味着，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容易出现财政赤字。
　　斯蒂格利茨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六点建议：第一，加强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顺周期性等方面的金融监管，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对冲基金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第二，不要把国内政策与全球政策分开。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政策都具有全球影响，应该加强全球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第三，建立债务重组机制，成立安全网以预防危机；第四，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资本账户管制和汇率监管，不能脱离监管来讨论均衡汇率；第五，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扩大SDR的发行，并将逐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第六，保持对信贷渠道阻塞的敏感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宗旨，他认为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七个支柱：贸易余额的调整机制；相对价格的调整机制；有效处理外汇储备积累的方法；对有益行为(如能源效率、环境保护、高品质创新)的激励措施；稳定性维持机制；危机时期的安全网；区域货币安排。
　　结合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经验，易纲深入剖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些缺陷，包括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资本流动规模巨大且波动频繁、全球流动性的此起彼伏、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扩大。
　　易纲指出，伯南克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入到美国，超出了美国的应对能力。其实，这些流动性首先是由美国创造的，然后又回流到了美国，我们应该完整地看待这一循环。
　　易纲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他认为，从短期来看，应考虑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的管理，提高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和约束，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设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从长期来看，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提升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推动SDR的分配和定值，使SDR篮子能够更好的反映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包括三方面：一是如何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公平的货币体系？二是特别提款权和其他形式的全球货币能否逐渐取代美元？三是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与创设全球储备货币存在什么关系？
　　张礼卿指出，应着眼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短期内，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更具现实性但是不稳定，因而需要加强政策协调，G20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应建立全球储备货币。SDR是一个选择，但它是否能实现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面主要是IMF需要定期发行和分配SDR，需求面主要是鼓励以SDR计价的债券发行、鼓励SDR在私人部门使用以及将SDR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用。超主权货币即使不能完全取代美元，对于克服当前的货币体系缺陷也很有意义。

        储备货币多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到了3.0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超过了合理水平。如何管理巨额的外汇储备引人关注。对此，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样化的原则是基于贸易状况、投资状况、结算状况、外债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程度。在过去几年，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今后会稳步地推进这一进程。
　　易纲指出，最近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总量迅速上升，主要是由市场推动的。中国政府只是放开了过去的货币结算限制，并没有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不应该成为人民币进入SDR的条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中国政策环境只允许其稳步和渐进式推进。无论人民币是否进入SDR，中国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
　　易纲表示，尽管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是低估的，但事实上它很接近于均衡汇率，如今的人民币汇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于均衡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讨论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与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他指出，美国在开动印钞机在不停地印钞，一旦美元债券出现危机，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余永定表示，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中国有三种政策选择：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是这些措施都需要很久才能实现。目前急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进资本管制的方式，放开人民币汇率管制，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目前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放开人民币汇率也许会带来汇率超调，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且，现实也告诉我们，放开人民币汇率不会对出口企业带来太大的损失。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看看放开人民币汇率会发生什么。当然，中国应该保留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利。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认为，储备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在于降低外汇市场交易成本，而不是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或者提高货币体系的公平性。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第一，中国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需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后盾。但是国际化的货币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比如伦敦是世界上第二大国际金融市场，但是英镑并非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二，中国和有密切贸易往来国家之间相互持有对方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启航。中国的GDP预计在2027年追上美国的GDP，考虑到中国出口占GDP的比率是美国的两倍，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空间很大。第三，由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散化，供应链采用共同货币以保持成本可控。由于大部分终端产品都在中国制造，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能性极高。
　　胡永泰指出，储备货币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第一，美元不能很好地发挥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第二，由于互联网络具有强大的竞争力，采用多种货币进行结算的能力不断地提高，储备货币多元化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多元化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胡永泰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改进全球经济治理：第一，IMF在当前只有一种主要储备货币的情形下都没有管理得非常好，如果加入更多的货币，其管理和监管的责任将更为艰巨。鉴于改革IMF的困难性，胡永泰预计世界将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的机构来取代基金组织的职能。第二，应该有一个超国家机构对资本项目下的跨国交易进行监管。由于没有世界性的政府，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提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第三，外汇操纵的识别。投机者不仅存在于私人部门，还存在于部分中央银行。解决之道在于成立国家储备货币体系工作小组进行协调。
　　张礼卿指出，超主权货币的形成只能在长期实现。短期内储备货币多元化更具现实性，对中国而言，应该寻求短期和中期内的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以市场驱动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
　　张礼卿认为，如果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中竞争加剧，这会约束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政策，减少全球货币失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特里芬难题。并且可以分享铸币税，大幅减少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货币错配，降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张礼卿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不但有利于推动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而且有利于促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大的风险，应该渐进式改革，并高度警惕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风险。

　　特别提款权的改革、影响与前景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目前的SDR一篮子货币组成中，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SDR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是通过替代账户来维持美元的稳定，各国用美元购买IMF的SDR，避免美元在市场上波动导致崩溃；另一方面，SDR让贸易盈余国承担更多调整的责任，即将消费需求从赤字国转向盈余国，以帮助全球走出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阴影。
　　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奥坎波主张实施单一特别提款权账户方案。奥坎波认为，IMF应该是基于SDR的组织，其任何一笔交易都应该基于SDR。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SDR的分配作为中央银行储蓄放在IMF，SDR的分配与中央银行在IMF的存款挂钩。IMF可以像中央银行一样进行借贷而不是依据份额或安排进行借贷，使得IMF与各国联系更加紧密。SDR的发行应该采取逆周期方式，使危机时期的分配能克服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问题。所有国家应该分配SDR，那些没有充足储备的国家可以从富裕的国家借款。
　　奥坎波表示，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SDR，可以将80%的SDR分配给发展中国家，20%分配给发达国家。如果仍采用按份额分配的方式，那么，应该设计一种方法使需要更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可以获得SDR。使用基金组织存款来向多边发展银行购买债券，为发展中国家融资。扩大SDR在私人市场的应用。创立一个IMF所有成员国都参与的透支账户，这个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SDR和外汇储备之间的过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认为，SDR的货币篮子应反映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应该被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是最有潜力进入这个篮子的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进入SDR货币篮子，将有助于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应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快速放开汇率管制，推进资本账户有条件的自由化。目前中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的领域包括债务融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中证券投资最为复杂。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本华指出，SDR是虚拟货币与真实货币的结合体。尽管SDR是人为创造的，但是它能够用来支付，因而对接受者来说是实际的货币。因此，SDR的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很具有吸引力。创造SDR的主要推动力不仅出于流动性考虑，也出于改进体系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需要。关于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前景。魏本华认为如果想把SDR转变成为硬通货，就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对其进行支付。如果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想要加入篮子，它们不得不准备成为危机时的贷款人。
　　与会专家认为，历次危机使大家意识到，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可以更好地经受住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一些国家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为了防范未来与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逆转相关联的危机。不过，这些外汇储备同时也减少了全球总需求。尽管SDR的发行量很小，只能弥补部分全球总需求的不足，但即使小规模的发行，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并且不至于带来通胀压力。此外，储备的积累会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因而发行SDR可以减少这些国家对储备积累的需要，进而有助于减少全球经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