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2005年年底人民银行决定对所属包括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在内的3家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已经过去五年了。相信这五年您始终在关注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您今天的想法与五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敖惠诚：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我个人感觉，今天我们面临的国有企业生存环境与前些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整个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关注点也有了一些变化。就在前些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旋律似乎还是通过制度创新，把更多的国有企业推到市场中去，让他们自己在市场中学会“游泳”。

　　今天，我们发现世界500强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跻身其间，“共和国的长子”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的脊梁，原来大家热切地关注国有企业如何扭亏为盈，如何放下包袱，轻装前行，现在，外部关注更多会提出这些超额增长利润是不是利用了垄断地位在与民争利？整个社会关注国有企业的视点、角度都在发生着变化。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李荣融卸任时说，“为什么国有企业搞不好你们骂我，现在国有企业搞好了你们还骂我”。这很能说明大家对国有企业定位、评价标准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

　　记者：那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使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敖惠诚：我比较同意前不久一位学者提出的当前国企改革需要再定位的观点：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必须接受双重的绩效评价指标。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只是停留于完成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途中，而必须坚定地走到实现完善的和合理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彼岸。

　　结合我们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五年来的改革实践，我认为这个“彼岸”的提出触及到了国企改革深层次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利益，政治责任，公众需求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从单纯的市场经济角度看，这几年我们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企业做大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改革的第一步，是把国有企业改造成真正的企业。但国有企业仅仅是企业也许还不够。我们做大了，我们做强了吗？我们是凭着大挣的钱还是因为我们强、有竞争力挣的钱？我们有没有通过做大做强为全社会贡献更高的幸福指数？为更多的人增加福祉？这里，深层次的关系是指，国企改革的再定位，第二步，也许可以说是让国企不单是企业，而且是国有企业。要为国家、为社会、为它的所有者贡献它的价值，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价值。不过，同时产生的问题是如果要求国有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会不会让国企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目前我国正处在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一系列新的、深层次的问题在等着我们去回答。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五年来，其实也一直在触及这一问题。不过，我们在实践中完成的，是通过另一个角度的努力来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国有大企业在追求和完成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在多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担负国家和社会责任？古人有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原来国企自顾不暇，大家对它“独善其身”比较包容，现在已经到了大家期望它更多地“兼济天下“的时期。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回答这一问题的路径是，在绝对保障国家货币发行任务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和使命？我认为，在当下的国企改革环境中，在目前探索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最终的融合方式，探索国企在“独善其身”后如何“兼济天下”的氛围中，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作为国有垄断企业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是要在保证“济天下”的同时重新审视“善其身”的问题，这是同一时点上对企业国家责任与企业使命这一课题的不同角度的探索。我认为，这种探索不但有意义，而且也是很具前沿性的。

　　记者：您认为现在你们的企业有答案了吗？

　　敖惠诚：我们最新发布的公司CIS系统中确定了企业核心价值观是“责任 创新 效益”。这是一个有次序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过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便利，就是我们的股东就是全体人民，对股东的责任与对国家的责任许多时候能够合二为一，确实是我们的便利之处。但其间度的把握，仍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考量。打个比方，我们对于国家责任的担当，就像是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这是首要的，无可推脱的。而我们自身的改革，就如同地球的自转，需要调整好速度、角度，保证始终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更好地运转。

　　记者：中国国有企业的变化，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关注。最近海外一些学者认为，在公司治理上“中国模式”也有很多成功的地方值得西方学习。您怎么看？

　　敖惠诚：我觉得，大到宏观的经济制度，小到微观的企业治理，“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不漶漫，求神似而存不同。中国印钞造币行业五年的改革实践，也正是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一切为了更好地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印钞造币保障共和国货币发行的神圣责任。

　　记者：何谓“神似”？

　　敖惠诚：我们不必拘泥于某种制度的固定形式，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实质。吴敬琏很早就说过，为什么我们把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归结为“现代企业制度”，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明确地把这种企业制度以某种标准或规范的东西进行表述，所以才会笼统地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的搭建过程中，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美英德日等的公司治理结构都不尽相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照抄。周小川行长在慰问印钞造币职工的时候也明确指出，对于这样的改革我们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要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理解透，这个精髓就是“合理制衡、有效激励”。

　　我们的所属企业改革中，采取了两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即董事会制和派驻监事制。但不论怎样的模式，其核心是制衡和激励约束机制。制衡机制的规则流程都有了比较好的设计，在进一步加强执行中可以作更多的探索。

　　这种神似的追求，其实是我们这些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一切改革都是从实际出发，充分结合实际的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精神体现。

　　记者：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

　　敖惠诚：刚才已经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次将调整的是国家股东与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双重评价。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在一个国家责任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兼顾企业自身绩效经营要求，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个度的把握，这种有限的外部市场衔接，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具难度，更具限制性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而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在实践中每一点的摸索和推动，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外部的趋逐，更是一种内在的主动。

　　对于所有企业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变革的法则也是一样的，早变早通，主动变就能赢得新的主动。

　　在双重绩效的考评机制下，国有企业改革要通过更加巧妙的制度安排，实现国家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双赢。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在迈出探索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