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现代银行业的改革方向，依然要深化改革。银行的核心管理层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家，要去行政化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2011年3月，《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

　　阎庆民经历了中国金融业改革30年的历程，深感于过去10年中国银行业取得的快速进展，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尚在中途，股改上市不是改革的终曲，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说，上一轮的改革中国致力于从银行业的产权结构、银行间市场完善、监管专业化等方面，有了系统的改革推进；那么下一个十年，改革将进入新一轮攻坚，他认为，通过制度保障，完善金融业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锻造真正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才可能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质变。其实，银行改革的方向从来没变，即邓小平所说过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银行需要真正的企业家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银行业改革围绕的始终是邓小平讲过的话，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过去十年，中国银行业取得了哪些主要改革成果？

　　阎庆民：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从银行业组织机构本身，进一步明晰产权，最后改制上市；第二方面是，银行间市场体系取得快速发展，建立了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中心、股票市场等要素市场，这些是银行业改革过程中同步配套不可缺失的；第三块就是政策和监管部门的改革，配合专业化需求，建立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银行业改革围绕的始终是小平同志讲过的一句话，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明晰产权开始，将单一的国有独资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再慢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地方性银行，实现了银行业产权的多元化。

　　当然，改革是渐进的，也要根据发展而不断微调。比如，现在有人提出，我们对银行的分类，是不是按照资本出身来简单划分已经不合时宜，是否根据规模、股权结构或使其组织形态等来科学分类，进行分类监管更好，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命题。

　　《财经国家周刊》：关于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如果说近十年启动的是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那下一轮改革的关键词和着力点是什么，监管层会向何处引领？

　　阎庆民：监管引领，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方面，其实重在银行业自身。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老话题，一个永无止尽的话题，即公司治理。

　　现在的银行虽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治理架构，有了“三会”制度。但是，围绕现代银行业的改革方向，依然要深化改革。银行的核心管理层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企业家才行，要去行政化。

　　这个涉及到体制变革，很重要。过去小平讲的两句话，一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第二句是“一心一意搞建设”，需要银行家们心无旁骛。

　　一家银行要做成“百年老店”，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核心生命力在哪里？我们经历了银行业艰难的股改上市，怎么来巩固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这些命题的解决都要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来解决，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必须具有彻头彻尾企业家的使命和职业生涯，这样他才能和这个机构的未来发展牢牢地连在一起。

　　百年老店不是一撮而就的，需要一个彻底的机制保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我们的国有大行在全球市值排名中都已经跻身前列，银行也在谈服务能力的转型，这些是否能保障银行的竞争力？

　　阎庆民：这些是表现形式，股改上市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如果实质性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外部表现就很难实现或者保持。

　　比如大家说的提高非利息业务比重，加大创新力度，完善科技系统，引进创新人才，这些都是对的，但并不是毛泽东讲的抓主要矛盾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果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机构发展很难有一个质的飞跃。

　　银行需二次转型

　　在这轮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的转型。“十二五”期间，金融服务于经济，也要反作用于经济。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期间将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管机构是否应对银行进行引导，适应这场变革，还是把选择权完全交给银行？

　　阎庆民：分两方面的行为，但市场选择是最主要的。

　　银行上市后，应以市场服务为导向，但同时要看到现在还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的市场，部分利率还没有市场化，一些政策还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所以需要一些监管引领。

　　国外说，“Soft Discipline”，交代了监管部门的倾向，最主要的还是按照市场要求去做。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伴随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化的转变，商业银行也需要二次转型，除了银行自身的努力外，监管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更好地推动这场转型呢？

　　阎庆民：我们提出在这轮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的转型。我在上海银监局今年的工作会议上，定的主题即实现银行自身的转型，即服务驱动转型发展。

　　“十二五”期间，金融服务于经济，也要反作用于经济。

　　比如，原先经济以制造业为主，转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客户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银行要完成共同转型。以风险为本的情况下，转型分几个大的方向。一是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有创新型产品，有深度的增值服务，完成自身业务结构的调整；同时，还要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基本利益，否则会有声誉风险；三是盈利结构的调整，利率市场化的到来，息差会收窄，应大力发展低风险的中间业务；四是客户结构的转变，由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为主来转型。

　　总之，伴随着这样一场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银行应该随之转型的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培养独有的竞争优势，形成多元化的专业银行服务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政策性银行是“十二五”期间继续推进的改革内容之一，但金融危机后有了不同看法，就是中国是否还需保留一个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阎庆民：从转型国家来看，中国这样一个新的经济体，我们自身的发展确实需要政策性金融。国开行于2009年国务院批复其要实施商业化改革后，计划花三年时间进行改革，到2012年完成。这个方向既然定了，会有一定的连续性。

　　但就个人观点，我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政策性金融，来支持、扶持一些基础性的产业，比如开行以前做的一些支持“走出去”的业务，也更适合开发性金融来做。

　　审慎推进综合经营

　　现在对综合经营还是比较审慎推进的，国务院领导也是这样一个基准要求。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一直是这样，不能说不支持，但很强调防火墙。

　　《财经国家周刊》：想听听您对产融结合的看法。近十年，产业资本对金融的渗透越来越强，这对监管提出了新命题，该怎么管？对这个现象又该怎么来认识？鼓励还是审慎推进？

　　阎庆民：这个在全球发展过程中，也是避免不了的，很多产业资本都会慢慢渗透到金融领域。

　　在国际上像波音、通用这种大型的专业公司发展起来后，都是通过股权的方式投到金融领域。但是从中国来讲，毕竟我们制造业的先进程度、技术的领先程度还达不到同行业在国际上的领先水平，所以还是要坚持主业原则。

　　另外，有一些企业，比如做贸易的，流通产业为主，有充足的现金流，它也可以做一点参股投资金融，监管层也可以支持。

　　但是有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企业，如汽车、航天、冶金、机械、化工，包括一些新兴材料等行业内的，还是应该以核心主业为主，这样才有生命力。

　　《财经国家周刊》：另外一个相关问题是这几年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很快，监管层对此持何态度？

　　阎庆民：现在综合经营还是比较审慎推进的。作为监管部门，我们一直是这样，不能说不支持，但很强调防火墙，坚持市场隔离。

　　两年以前，2007年3月，汇丰率先处理它的次贷资产，那是金融危机之前，我就提出要重点关注。当时还有花旗，把它的保险资产卖掉了，因为文化上的不相融，最近欧洲的一些银行也在分售保险业务，另外，保险业的资金使用跟商业银行也不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综合经营，监管部门还是非常审慎的。金融危机后就更明显。大家都在审视，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后，可以综合经营，但监管要跟上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不是不做综合经营了，但很审慎。

　　我们现在有个原则，就是银行控股的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如基金、信托等，如果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比如五年，还低于商业银行良好经营水平或非银行机构所在行业平均发展水平，那就得考虑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经营下去。

　　基本是三种结果，一种是高于非银行同类公司水平，那说明这个系统是好的；一种是相当；还有一种是低于，要是低于，就要考虑是不是不做这个产业，因为没有优势，那就要考虑退出。

　　所以，不能说不支持综合经营发展，只能是通过评估，看有没有继续经营下去的必要。

　　宏观审慎需细化

　　银监会无法准确预料系统性风险什么时候出现，只能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控制、处置。大家来研究怎么完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后，系统性风险防范引起各国监管当局重视，您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在哪些方面？

　　阎庆民：温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防范系统性风险，要改善金融监管，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和处置机制。系统风险，从字面上讲，是出现支付危机，导致整个银行体系、金融系统流动性出现问题，最终引致金融危机。

　　当前，我们无法准确预料系统性风险什么时候出现，只能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控制、处置，大家来研究怎么完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当前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大量、超负荷的、超出政府财力去举债的这一类融资平台，会不会酿成区域性金融风险。这需要进行区域细分，一个是横向的细分，东、中、西部，各地区政府财力不同；另外是纵向的，就是省、地、县细分。

　　关键问题是，地方政府大量举债发展经济，要考虑承受能力，要有个安全阀，超过这个安全阀之后再举债投资就有危险了。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央行和银监会都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您觉得两大部委应如何来加强协调？

　　阎庆民：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还需要大概九到十年才能完成。金融危机后大家认识到监管是有缺失的，过去是单体的、局部的、个别机构的风险，而缺失更系统性的、宏观的风险考量。

　　宏观审慎监管是提出一个大的框架，但到底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在不同区域内是不一样的，比如北美、南美、中东、亚洲等，差别很大，也是不固定的，找不到一副普适的药来解决。去年10月，IMF在上海开了一个叫“亚洲前景”的会，我去听了一下，我感觉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所以这个探讨永无止境。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就如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内涵界定一样，各个不同经济体，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

　　阎庆民：是的，不能仅看一个单体内的指标就觉得没问题，稍微扩大一下，就有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是不安全区域。但在另外地区宏观审慎的表现形式又不一样了，宏观审慎监管可能还是要分地区看，要考虑国别不同，即国别风险。美国提出要做宏观审慎监管，但什么是宏观审慎监管这个也需要细化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