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错性”作为索罗斯思想的核心,由其老师卡尔波普尔的伪证主义演化而来,用意在于说明,无论是运用于科学方法论上的伪证主义,还是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中的“可错性”,人类认知对实在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而“彻底可错性”则解释得更加深刻和具有宏观性:“所有人类心灵的建构,不论建构局限在我们思维深处或表现为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都是有缺陷的。”这样看来,对于整个经济态势,无论是发展体制还是各种参与者思维,都不同程度地因扭曲而产生了缺陷,这些缺陷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在某一时刻产生“彻底可错”——崩盘的可能。

　　中国开始着手紧缩信贷和货币时,出现了看空和看多两种观点。由于可以被观察到的经济成果毕竟得到“实证”,继续看好经济的人占据多数。而那些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则被扣上了“中国崩溃论”、“阴谋论”和非理性主义等帽子。虽然其部分论述从事实出发,但在主流人士看来,并没有信服地说明为何中国经济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多数人认可的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面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即将发生一系列转变——以中国经济扩大内需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削减债务为显著特点。不可否认,对市场和未来永远需要抱有乐观和积极情绪,这是发展的动力所在,但出于对转型过程中的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警惕,我们不得不做出趋向于负面的思考。

　　现有的经济增长靠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政策维持,这些政策包括政府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土地财政。前者会带来政府债务问题,后者则直接导致资产价格泡沫。一个重要命题是,靠汗水而非灵感拉动的经济增长在某种时刻会自动出现停滞甚至下降。这正如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定义的“投入驱动型增长”一样。这种经济增长说明,我们对取得的成就过于乐观,如果仅仅依靠动员经济资源,而经济效率并没有实质性提高的话,经济不可避免地减速将很难支撑过高的房地产价格。

　　另外,我们的经济计划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决定论的思想。比如,我们在制定经济增速目标时,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因而被打上了“科学”的烙印。这使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未来经济发展成就和指标一定已经提前反映在预先的经济规划中。但是,卡尔波普尔并不认同这种决定论。在他看来,社会学中模仿自然科学产生的决定论是受到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影响,而“进化论”中对进化的描述仅仅是一个趋势,而不是必然和不变的规律。参照中等发达国家,中国从城市化率、工业化程度、人口结构等要素看,还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其他国家以往发展的趋势并不能直接上升为一个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也就是说,决定论者先入为主地认为可以用趋势解释未来的命题是错误的。这样看来,在现实的挑战面前,任何根据经济政策产生的乐观情绪确实有不尽合理的地方。

　　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主流经济学坚持以个体主义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经济分析,因而认为经济运行将自动产生均衡。索罗斯则认为,均衡分析忽视了反射性现象的存在,不能准确把握事物运动的盛衰规律。另一方面,由于主流经济学独立成一个学科,研究对象与社会伦理、政治运作脱钩,很难对经济的系统性变化作出正确解释。哈耶克认为,在社会利益的取舍中,从来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动机”,这也就意味着经济不能与伦理和政治等价值观割裂开来。如果纯粹用经济学来判断一次危机是否发生,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金融机构和研究所倾向于运用计量分析,试图根据现状或过去发展的分析来对未来走势进行预测,但过去的趋势能够反映未来的方向吗？显然,我们必须假定自变量个数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且任何时期也不会有新的变量出现,这显然不太现实。同时,基于计量实证进行预测本身就存在逻辑缺陷,因为统计回归分析的对象本身是基于大数定律得出的,而将任何独特的事件都通过置信区间的设计排除在外。经济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预测事件恰恰是其独特性。通过这两点,经济危机的爆发因素很可能是由于一个事先没有被纳入回归分析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是被置于置信区间外的某一区域。到了某一时刻,这个因素才开始骤然变得很独特。因此,在经济危机预警上,运用计量模型进行预测存在很大的局限。很可能的一种状况是,经济危机即将发生而无法扭转的时刻,运用数理和计量分析建构的模型才能发出预警,但为时已晚。

　　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还以过去的经验作为信心的基石。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也从来没有失手过。这种看法还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态度是非常务实的,发现错误就会在发展中解决错误,以致于很多人觉得看空中国的一些人并不了解中国,或许别有用心。公平地说,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积累了信心,过去的成绩让我们似乎有本钱对危险泰然视之。但我国经济运行正面临新的危险。如果站在伪证主义哲学面前,这种通过对过去事实归纳得出预测结论的看法特别值得商榷。第一,如果我们需要预测未来的话,需要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是一个全称命题,即覆盖了所有可能性后得出的结论。但归纳却是从有限的事实得出的单称命题,有限不能解释无限。改革态度务实固然可嘉,处理手段灵活有效率也值得称赞,但并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的充分依据。第二,从归纳等经验出发推断未来,缺乏逻辑基础。第三,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概率来挽救归纳法,提出从概率上看归纳产生的推断具有或然性。但从数学上看,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也重复。显然,我们应对不期而至的金融风险,不能用一种归纳过去的方式,或者凭借经验主义。

　　正如隐形飞机无法被普通雷达发现一样,“彻底可错性”预示着由于市场多数参与者自身认识扭曲,金融危机很可能越过监控和理性的盲区突然降临。其触发的因素多种多样,可以是短期投机资本回流,也可以是市场非理性情绪爆发对资本市场造成打击,还可以是货币骤然紧缩造成整体经济环境失控。从人民币升值下的热钱流入,到通货膨胀,再到资产价格泡沫和世界经济面临的紧缩周期等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被种下了产生“彻底可错”的基因。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过去所有美国以外的金融危机都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尽管我们已经根据过去的教训对可能的金融攻击作出防范,如在紧急情况下严密监控资本账户,但根据伪证主义哲学,所有理论将被持续“证伪”,每一次金融攻击都走在当时所有理论前面。这样,危机的爆发最终可能以一种索罗斯曾经描绘过的情形(“动态非均衡”)产生,即现实将走在人的思想前面。当我们彻底醒悟过来,认识到现实的时候,很可能原有经济趋势已经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