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

　　一场博弈游戏

　　6%、8%、10%；5%、6%、8%……以上是两组有关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总资本充足率的指标数据。哪一组胜出，这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近期，媒体报道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流动性和杠杆率四大监管指标获国务院批复后，具体指标定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业内人士表示，监管数据演变的背后，是发生在监管机构、商业银行和业界专家三方间的博弈。

　　银监会亮监管底牌

　　“更严格的监管规则及标准是金融危机对市场的鞭策，将更有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银行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在这场监管变革中，中国银行业‘有所为有所不为’显得尤为重要。”

　　2010年8月，中国银监会提出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的讨论稿。今年2月23日，有消息指出，银监会上报的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新工具，已获国务院批复。与2010年8月底银监会内部推出的实施要求讨论稿相比，国务院本次批复的四大监管工具较原方案明显放宽。

　　总体而言，新的监管框架要求核心有形一级资本金比率为5%（原方案为6%），一级资本金比率为6%（原方案为8%），资本充足率为8%（原方案为10%）。

　　对此，德银在日前发布报告称，新监管方案比预期宽松，对中国银行业是一大利好消息，因为这套措施的出台使得政策在短期至中期内已经清晰，并规避了监管因素导致的大银行融资和非流通股市场风险。

　　银行业需立体监管

　　“对于银行的资本监管标准普遍提高，有助于中国银行业加强对风险的控制。”不过，上述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对于银行的监管改革不仅仅是资本监管，更牵涉到银行交易、自营业务、人事管理等内容，甚至是对于监管机构本身的改革。”

　　据记者了解，去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其中对于加强对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并禁止银行进行自营交易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然而，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此类的监管则并不合适，而更需要加强金融创新。

　　“金融改革是否实现综合监管、如何管理金融国资、大型金融机构人事决定权问题是金融改革中的三大关键难题，希望能尽快出台一个决策性意见。”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在两会期间表示。

　　中资银行

　　一股出海热潮

　　中国银行业正在集体“出海”。几年来，“走出去”方式日趋理性，境外版图不断扩大。相关专家表示，随着中资银行海外布局的不断扩大，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开拓与风险控制的平衡将是不得不面临的考验。

　　海外布局：星罗棋布

　　今年年初，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连开5家分行后，中国工商银行布鲁塞尔分行副总经理柴卉表示，未来一两年，工行在欧洲的布局计划将集中在中东欧地区。建行、中行以及招行等保持着在海外市场设置银行网点的积极态势。

　　除了进行海外分支机构的网点布局之外，中国的银行对海外并购同样兴致高昂。去年，工行完成了收购加拿大东亚银行，为工行进入加拿大金融市场迈出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建行、招行等高层也明确表示，将积极寻找海外并购机会。

　　“相较于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方式花费的成本会更低，而且更容易融入当地市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既定战略下，中国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海外盈利：难上加难

　　当然了，中国的银行在海外拓展中所面临的艰困也是前所未有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银行想要在欧美等成熟金融市场开展零售业务，从目前来看成功的几率不高。中国的银行或许仍只能局限于贸易结算和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等几项单方面业务。在孙立坚看来，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社区银行网络很发达，因此吸收当地居民存款难；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外币理财产品方面的开发能力较欧美银行毫无竞争力可言。

　　虽然任何通往新市场的“通行证”都如真经般难以唾手可得，但中国几大商业银行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还都是稳健地迈出了坚实一步。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布局可以说刚刚显山露水，接下来势必将经历一段资本投入的时期，而这一阶段或许将长达5年乃至10年以上。”奚君羊表示，“其中的业务开拓与风险控制的平衡将是中国银行业不得不面临的考验。”

　　孙立坚表示，“中国的银行在走向海外市场之时，需要正确确立自身的定位，切忌盲目地海外扩张。”

　　外资银行

　　一出土洋对决

　　尽管金融危机已逐渐淡去，然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陷入瓶颈，各个业务领域都难言突破，大有一蹶不振之势。

　　存贷比“考验”

　　长久以来，外资行在信贷领域始终直面中资银行的强势竞争，不少外资银行另辟蹊径，去年，外资行各项特色业务出现了较为可喜的增长，尤其在上海地区的外资行贷款额度同比增长18％。

　　不过，2011年外资行的放贷速度则可能不得不有所放缓，毕竟对外资行来说，存贷比达标无疑是今年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根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目前在沪外资行中只有两三家外资行已经达到银监会规定的存贷比不得高于75％的要求。一位外资行管理层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在年底达到银监会存贷比的要求，今年外资行的放贷增速不会太大。”

　　“对公业务方面，外资行在内地市场不具有竞争力。”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未来三至五年，积极搭乘人民币国际化的“班车”，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市场拓展提供金融服务，是外资行谋求巨大增长潜力的领域。

　　零售业务“挑战”

　　如果说外资行在对公业务方面尚有发展空间，那么其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业绩，尤其是在理财市场上，几乎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其实，外资行普遍把理财产品定位在自己比较熟悉而中资行则并不热衷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之上。同时，外资行将客户目标定位于高净值人士，并致力于经营私人银行业务。

　　“外资行在理财产品及客户定位方面的定位相当精准。”上述银行业内分析人士表示，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资行的一系列结构性产品及QDII产品出现巨额亏损，对整个外资行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QDII产品为例，2010年仅有渣打和汇丰两家外资行发行新产品。事实上，外资行除了在理财业务方面需要修复形象外，与中国市场、中国的投资者以及中国的监管方式进行多方面的磨合，同样也是一大挑战。

　　上述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强调，中国的投资者没有太多的耐心进行长期投资；同时，中国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并不高。所以，如何与并不成熟的投资者进行磨合，对外资行而言是绝对的挑战。

　　银行融资

　　一剂无奈方药

　　尽管从近几年银行连续披露的年报看，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但是相较于银行整体盈利的增速而言，中间业务的增长仍显得较为艰难

　　2011年伊始，在银监会资本金达标的刚性压力下，多家银行抛出再融资方案。

　　3月6日，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表示，中国银行可能会启动再融资计划，以补充附属资本。分析人士称，银行业再融资浪潮的根源还是银监会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

　　融资潮未退

　　对中国银行业来说，2010年可谓是“融资年”。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国内16家上市银行中，共有14家完成了融资，总募集资金超过3413亿元。

　　就在人们以为银行业融资潮徐徐退去之时，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融资需求并没有降低。

　　事实上，就在李礼辉3月6日表示中国银行可能会启动再融资计划前，民生银行已通过增发融资214.79亿元，农行、兴业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债，融资500亿和150亿元。

　　“银行业的再融资需求绝不会止于中行，2011年或许不会出现如去年那样大规模融资量，但这波融资潮也同样不可小觑。”一位银行业内分析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从银行公布的2010年年报来看，就有好几家需要在短期内进一步补充资本金，而直接融资则是中国银行业所偏好的资本补充方式。”

　　资本监管施压

　　从银行盈利能力看，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已然名列全球最赚钱银行榜单的前几位。为何盈利能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业反而需要不断地进行再融资呢？

　　“从全球金融监管趋势而言，监管机构对银行业监管要求普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的资本压力，迫使银行需扩充资本以达到监管标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中国银行业来说，不断地再融资也是治疗银行业大肆放贷后遗症的一剂方药。”

　　据记者了解，在每家银行公布再融资计划时，“出于拓展业务的需要”这句话是始终缺少不了的。

　　“金融危机后，银行的大量贷款普遍投向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都属于中长期贷款，银行难以在短期内回笼贷款。这自然对银行的流动性带来压力。另外，随着贷款的大幅增加，随之而来的银行贷款不良率增加，加大了银行风险，因此银行纷纷提高了坏账拨备率。”孙立坚表示。

　　中间业务缺失

　　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主流业务仍旧是放贷，这从至今息差收入仍居银行收入盈利来源榜首的情形就可见一斑。

　　“从2009年各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年报看，其中有10家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净额增幅超过了总资产的增幅。”上述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银行不断地进行再融资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信贷结构与资产结构的失衡。

　　在银行的信贷结构与资产结构已经出现明显失衡的情况下，银行应该抑制放贷冲动，转变银行的盈利模式。

　　“一旦提及中国银行业盈利模式的转变，自然就是中间业务能力的缺失。”上述银行业分析人士强调，尽管从近几年银行连续披露的年报看，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但是相较于银行整体盈利的增速而言，中间业务的增长仍显得较为艰难。

　　对于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盈利不足问题，孙立坚表示：“一方面，中国居民及企业还不习惯为银行提供的服务支付费用，导致银行在得罪客户与拓展中间业务方面出现两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利率尚未市场化，固定息差收入对银行的吸引力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