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元地位受到动摇以来，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议论就在国内外受到普遍关注，国内学者更是对此热衷有加，有人甚至开始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了。然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框架并没有把人民币纳入其中，尽管此前IMF的某些官员还曾发表过热捧人民币的言论。对于这样的结果，国内很多人感到失望。于是，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热议就此展开，但就内容而言，并无新意，而且目的性也存在一定的混乱。比如，有人分析人民币与日元、欧元的差距，而有人则讨论国际货币新秩序。虽然两者最终可能是一致的，但从逻辑的出发点来看，容易给人不一致的感觉。

　　从本质上讲，人民币国际化与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之间并无差异，都是希望打破美元垄断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以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来稳固世界经济发展基础。既然如此，我倒觉得不妨先淡化一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先从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基本要件研究做起，这一方面可以避免别人的猜疑，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个更加科学的框架下让更多人来接受国际货币多元化秩序的理念。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主导，这个特质的弊端早已显现。但当初(甚至直到今天)接受这种格局的恰恰是我们(指美国以外的国家)自己，而接受的原因除了美国人的“阴险”之外，也有我们的无奈。原因是我在以前的专栏中多次说过，只有美元能够找到合适的对冲资产。

　　说到货币的对冲资产，就不能不涉及货币发行机制。早期金属货币时代，人们并不关心究竟谁在主导国际货币秩序，因为作为货币的本位体——金和银——既无种族标签，也不存在国家问题。如果非要找到主导者，那就是黄金白银，即便在金汇兑制时代也是一样。但到了纯纸币时代，情况就有了极大变化，理论上讲，所有的纸币都不再有本位体，因此也就没有了风险对冲资产。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天然主导者没有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当然就成所有货币角逐的中心。

　　美元之所以能在这场角逐中胜出，取决于两个阶段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制度安排实质上是一种金汇兑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那时的美元更像一个影子武士，真正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其实还是黄金;第二个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了，但美国人却用非经济手段把美元与人类最稀缺的工业资源石油联系在一起，并继续保持着黄金的结算货币地位，这样一来，美元就有了两种对冲资产，从而继续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然而，美元之所以能长期“霸占”这两种对冲资产，并被全球经济普遍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发行机制。

　　不同于其他任何货币，美元的发行机制是“由华尔街券商决定”的发行机制。具体说来就是，当资本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将进入增长阶段时，股票价格就会上涨，而当这种上涨无法被现有货币数量表达时，券商则有权向美联储要求再贷款，以新增货币来表达股票的增值部分，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华尔街倒逼美联储发行货币”的机制。

　　这种货币发行机制相比较于欧元的“协议机制”，以及外贸主导型国家的“美元兑换本币机制”，最大优势在于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预期水平的统一性，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协议机制”的主观盲目性以及“美元兑换制”的客观被动性，这也是美元长期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原因。然而美国人不够自爱，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已动摇了美元的主导地位。

　　但从目前欧元、日元等强势货币的特质看，尚不具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新秩序中的主导货币仍然需要具有对冲资产和科学的发行机制这两个基本要素。这就要求新主导货币必须找到与石油、黄金一样有价值、一样稀缺(甚至更稀缺)的新资产作为对冲体。以前我曾说过，二氧化碳排放权极有可能成为新对冲资产。所以，低碳问题远不止环境问题。

　　如何解决让货币发行机制既满足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又不违背其他国家意愿的问题，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的做法给全球树立的反面榜样。因此，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下的货币发行机制时，必须纳入安全机制。说到这儿，我倒想起2009年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方案，尽管似乎已淡出世人视野，而且也确实存在不少客观困难，但顺着这个思路思考下去，倒是对新货币发行机制很有帮助。比如建立国际资本市场倒逼发行机构机制(类似于美元发行机制的全球版)。若真如此，我们也许不必再关注究竟什么是新的主导货币，甚至不再关心该货币由谁发行，而只需把目光盯住谁拥有更多二氧化碳排放权即可，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由最清洁、最能为别人提供排放权的国家主导，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