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

减税！

减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减税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而人们往往容易忽略的是，中国经济的命门，必须是减税+减费，仅仅是减税，远远不够！

减税关乎国家命运

为何中国推动减税如此艰难？原因是缺乏减税的历史基因。

特朗普减税之所以能顺利落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 80 年代里根大减税的国家记忆。可以说，里根减税扭转了美国的国家命运，成为美国摆脱凯恩斯主义、走上创新之路的起点。

原中国驻联合国科技参赞冀复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 90 年代美国信息技术的进步扭转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美国甩开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产生信息技术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里根政府减税政策激发了美国科技型企业的活力，从而激发了美国整体经济活力，导致美国政府收入增加。

相比之下，中国在 90 年代一度面临中央财政要“打白条”的窘境，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才逐步好转。因此，中国的历史记忆是“财政困难”而非“减税红利”。

呼吁减税的不仅有曹德旺、柳传志、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还有知名学者和高级官员，这个名单越来越长，汇聚成时代最强音。

刚刚卸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语重心长：

• 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 13 亿人和 1 亿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搞得清楚吗？这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财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 减税是必须的，减税、减费，最后消灭费，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 财政制度存有问题，降成本不是企业内部的成本怎么样降，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怎么样降。

“良心经济学家”吴敬琏一针见血指出了政府部门的“纠结”：

财政政策还有余地，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是不怎么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朱镕基原秘书李剑阁在 2012 年的呼吁今天一点都不过时：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许多“内忧外患”的紧迫问题，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过去十年中国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令人担心。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呼吁：

• 财政政策要适度减税，让企业能够有盈利，有盈利了他才愿意去投资。

• 财政政策不能过多地去做直接投资，应该把钱花在保证社会底线上，就是“市场出清”时，要做好社会保障的托底，让倒闭企业职工的生活要能有所着落并有利于再就业。

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降低宏观税负”是政治承诺：

• 政治局去年 7 月份决定降低宏观税负，这不是个学术判断，是个政治判断。

• 2017 年 5 月全国政协俞主席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研，研究内容是税收的“营改增”。当时，有一些专家认为营改增以后不能减税了，只能减费。针对这种错误的认识，8 月份政协开会俞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提出的“降低宏观税负”任务，还需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推进这一任务的实现。

• 在当前减税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支出减少的成熟方案就不能做出减税的决策，这个逻辑不成立。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作为我们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减支作为减税的配套是一个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不能作为前提，否则就意味着反对现在决策层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痛陈：

• 我们税收收入结构是畸形的。政府每收 100 块钱的税收，70 块钱是流转税，是要在商品价格当中附加征收，向消费者转嫁的税。它不透明，这种税收是隐含征收的，我们称为间接税。不透明的税收是什么特点？不那么公开、不那么透明，你就感受不到政府的支出，政府预算跟你之间是什么关系。

• 不讲其他政府预算，只讲一般公共预算，今年的一般公共预算至少有 22 万亿，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呢？13.8 亿人口，大家拿 22 万亿作为分子，那13.8 亿作为分母算一算，人均税负多少？人均税负至少是一万五千块钱，一家三口一年大体就是 5 万块钱。我讲的是平均数，你在北京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因为全国 70% 的税收来源于东部。

经济学家周其仁感慨：

我在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多年来有一个经验，就是不要轻易去提加税的建议。因为这建议很容易被政府吸收，政府最容易听的意见就是加税的意见。

2012 年两会，李剑阁提交了《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提案，令人击节赞赏，今日重温依然热血沸腾：

2003 年以来，我国的 GDP 年增长速度保持在 10% 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 GDP 10 至 20 个百分点。这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所罕见，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在我国，财政收入大约占 GDP 的 20% ，加上即将纳入预算的大量预算外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就更高。由于财政收入宽裕，政府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也大幅度增长。

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税改初期有额外增收可以理解为“拾遗补漏”，但是多年一直大幅度偏离就不能认为是常态。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 40% 。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GDP 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由于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各级政府超收超支的冲动，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得不到切实有力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经济上存在许多“内忧外患”的紧迫问题，我觉得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

一、尽早修订并严肃执行《预算法》。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收支，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应该用法律的形式，严格限制政府的收税权力。税收不是越多越好，政府财政开支的总规模应该与政府经济权力的法定边界相契合。建议规定扣除 CPI 后税收的增收幅度。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根据这些原则，如果 2012 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 10% 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 1 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

二、继续减轻居民税收负担。自 2004 年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增长。财政收入所占 GDP 的比重从 2002 年的 15.7% 一直攀升到 2011 年的近23%。这九年时间总共提高了 7.1 个百分点，其中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55% 下降到目前的略高于 40% 的水平，对应的则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 GDP 中的占比从 49% 下降到约34% 。只有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让广大民众最直接受益，推动经济转型。

建议尽快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简化个人所得税率档次，降低最高税率。这样可以减少资本外流、海外移民、减少避税，而且能够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另外，建议迅速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把境外游的购买力吸引到国内来。目前，我国游客在境外“扫货狂购”的现象，不仅扭曲和丑化了我国人的形象，而且普遍较低了国人的旅游品位，损坏了旅游者的兴致。

三、尽快免除小额纳税人的负担。小额纳税人的税费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尽快免除其中的绝大多数，鼓励自雇型就业，可以“解放”一大片低收入者，造就一批中产阶级，动员一批拿着低保的闲散劳动力加入就业，缓和城管、税务人员与小商小贩的矛盾冲突。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在日本和港澳台地区自雇型的微小企业十分繁荣活跃，遍布在零售、餐饮、旅游、维修、物流、理发、美容等各个行当。在日本可以经常见到做拉面、小点心的经营几代人的夫妻老婆店。有时人们会问：永和豆浆（面向大众）、鼎泰丰包子铺（面向中高端消费者）等在台湾并不是连锁网络，为什么在大陆却能够成为风靡一时的品牌？而内地的业者为什么就难以施展？我认为，原因是台湾（日本和港澳地区亦然）对自雇型企业有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在内的扶持政策，使得独门独户、各具风味的餐饮得以充分竞争和发展，大大压缩了市场垄断空间。而在大陆，小本经营的业者受到各种税费和监管的挤压生存极其困难，而只有培育出大批自强自立、敬业乐群的家庭企业，社会才能安定祥和，财政才会减轻负担。

四、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速将明显回落，国内房地产调控也将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我国企业的经营不容乐观，减轻税负能够短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这首先涉及执政理念，社会财富是多让个人自主支配幸福指数更高，还是由政府代替居民个人消费效率更高？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是否越多越好？社会福利政策的成本和效率如何评估？这几年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很快。这对于补偿历史欠账，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是必要的。但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尽管有利于平抑收入差距，但行政管理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资金常常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也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就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实体经济已哀鸿遍野

200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减税，没啥可犹豫的

或许，有的官员在担心：

• 减税，会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

• 减税，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危机？

这些纯属杞人忧天：

• 减税并不是减少税收收入，而是降低税率。在税率过高的情况下，降低税率可以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可能不减反增。这就是“拉弗曲线”的基本原理。从世界银行税负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实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增加税收”的国家。

▲世界银行：各国企业总税负比较

• 当前地方政府存在大量不必要的“投资性支出”，可压缩空间极大。政府大搞“投资性支出”，不仅效率低、滋生腐败，而且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 中国目前存在极大的“政府瘦身空间”：未来五级政府可以回归大多数国家采用的 “中央－省（州）－县” 三级政府，撤销地级市和乡镇；每级政府有大量不必要的机构可以撤销；每个机构又有大量冗员可以裁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

按 2009 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 GDP 的财政供养人员为 10.8人，是日本的 10 倍、美国的 7 倍、德国的 8 倍、英国的 4 倍。

最近辽宁的改革证明“政府瘦身”大有可为。

6 月 11 日《辽宁日报》称辽宁省直机构 659 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已整合为 65 家大型事业单位，精简比例达到 90% ；八月底之前完成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要完成 90% 以上的精简。辽宁将明确了将“官民比”从 1：20 压缩为 1：39 的目标。辽宁有事业单位35000 余家，事业编制超编 110 万名。

6 月 22 日《黑龙江日报》称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事业单位机构总数、内部机构总数原则上至少精简 20% ，事业编制总数原则上至少精简 15% 。

所以，减税决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意愿问题。

可以说，减税已经是当前政策选项中的“王炸”。大规模减税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奇效：

• 修复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化解债务风险

• 大大提振 A 股

• 真正稳预期、稳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令特朗普知难而退

• 激发民间投资，避免靠刺激稳增长，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提振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

• 扩大税基，让税收以“放水养鱼”而非“涸泽而渔”的方式实现增长

费不同于税，等于成本

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楼继伟说，“世行测算的总税率属于微观税负分析，其指标范围和数据的选取与通行算法差异较大。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哪个口径，我国宏观税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他坦承，中美企业负担是有差距的，美国大公司普遍为员工提供商业医疗保险作为非工资福利，没有纳入社保成本；中国的确存在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优势趋弱、利率较高、企业利润率下降等客观问题。

楼继伟说的没错，中国的宏观税负（官方认可数字为30%左右，外界引用较多的是37%左右）横向比不算太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2013年]：世界平均宏观税负38.8%，发达国家平均42.8%，发展中国家平均34.4%），但也要注意，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宏观税负越高，中国在人均GDP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时，宏观税负就步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所以绝不能说税负低了。

方正证券去年发布的中美税制比较报告指出，从总税率、纳税增幅等角度看，中国企业税负负担明显高于美国。报告对比了中美几家著名企业的税负。以销售收入为基的税收比显示，格力电器综合税率达2.96%，高于通用电气(12.4, -0.11, -0.88%)的1.19%；福耀玻璃综合税率3.60%，高于康宁(33.58, 0.05, 0.15%)公司的1.69%；上汽集团综合税率1.15%，高于通用汽车(33.91, -0.47, -1.37%)的0.15%。以净利润为基得到的税收比显示，格力电器综合税率达23.60%，高于通用电气的11.59%；福耀玻璃综合税率18.72%，高于康宁公司的11.49%；上汽集团综合税率19.24%，高于通用汽车的5.79%。

方正证券报告还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压力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税负担”沉重。企业感到的“高成本”包括社保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如突破审批、评审、盖章、牌照等隐形支出）、环保成本等等。

财政部下属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6年4-6月开展的面向全国企业的“降成本”大型调研，得到有效样本问卷7867份。问卷结果显示，2013-2015年样本企业成本费用收入占比分别为109%、103.58%和137.95%，表明样本企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为企业综合成本的“大头”，在2013-2015年的占比均在80%以上，税收成本与企业管理成本相当，各年度在6%上下徘徊。

该报告认为，企业的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较低，是“非主流”。但企业为什么将关注点放在税负上？

一是很多企业并不严格区别税收和收费，而将两者都作为自己的税负，尤其是现行由地税部门代征各种收费的情况下，更被企业认为如此。数量繁多的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收费才是在企业负担上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收费、工会会费等等。

尽管国内多次进行清理收费改革，但很多地方性收费依然存在且较为混乱，政府层级越低，非税收入占比越高，收费法定还任重道远。由于企业将各种收费负担重的感受叠加到税收负担上，所以加大了对税负的关注。加上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困难，负担痛感较深，税负就成为释放压力和不满情绪的主要“发泄口”。

该调研最后建议，既要降税负，更要强调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比如进一步清费立税，规范政府各种收入，清理不合理收费负担，破除“垄断保护”，整治“权力中介”，大力促进“金融回归”，等等。

　2013-2015年样本企业各类成本占比比重（单位：%）和2015年税收与其它成本对比

美国时间2月18日，比尔·盖茨对CNN记者说：“我交的税比任何人都多，超过100亿美元，但政府应该要求在我这个地位的人缴纳更高的税款，”他批评共和党的税改计划，“这不是一个进步的税收法案，而是一个倒退的税收法案。与中产阶级或穷人相比，富人会得到更多好处，因此，这与你希望看到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去年11月，乔治·索罗斯等400多位美国富豪向国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共和党减税计划，他们是“责任与财富”（Responsible Wealth）这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涵盖了美国富人的5%，成员的年收入都在150万美元以上，并拥有大量资产。他们表示，“我们敦促你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法案”，“我们呼吁国会提高我们的税收，以带来更多的迫切需要的收入，并恢复对重要服务的投资。这样做将有助于创造就业，巩固中产阶层，并确保美国的经济成功”。他们尤其反对共和党试图取消遗产税的方案，认为仅此一项就将使美国政府10年内损失26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超过在食品药品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和环保署三家机构上的投入”。

沃伦·巴菲特多年来也一直敦促国会提高最富人群的所得税率。2001年，他与120名富豪在《纽约时报》联名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赠与税，称这将使富豪的孩子们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在奥巴马任内，他曾致信共和党议员，说他的秘书的实际所得税率比他还高。奥巴马公布的向百万富豪增税的计划就被称作“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但遭到共和党反对。

对首富要求给自己加税，赞赏者认为，这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富有的居民愿意奉献更多”。首先，这些富豪的理念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国家，跟关心我们口袋里的钱是一样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税改方案加剧不平等，带来更大社会矛盾。其次，他们支持对自己多征税，是为了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他们担心财政收入的损失可能导致对教育、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的严重削减，这将严重打击对人的投资。

也有人认为，首富有很多办法避税，其规模比要求增加的个税多得多。以索罗斯为例，2008年之前他的对冲基金公司在海外设立平行基金，延迟收取客户支付的佣金，将佣金投到基金里，不用纳税而继续投资增值。2008年国会堵住了这一缝隙，但索罗斯已将资产转到爱尔兰。苹果公司也是利用爱尔兰的税收洼地政策，从1980年代开始，首创了所谓“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的避税架构（荷兰子公司利用欧盟国家间的税收优惠，将海外营收转给享有零税率的爱尔兰子公司，只要海外款项不汇回美国就不必课税），让苹果的海外税率仅为百分之二三。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则一直反对向1%的富豪多征税。他认为，乔布斯凭借天才一样的创新获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财富，如果征税就很难鼓励创新。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场的杠杆获得了巨额财富，虽然这个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们支付的所得税却超过了40%。的确有少数人通过寻租等不正当手段致富，导致经济不平等继续恶化，但这仅靠经济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曼昆还谈到了巴菲特，他说巴菲特所说的“前台交税比他还多”，说的是税率而非金额，而且巴菲特似乎忘了计算公司的纳税是非常大的一笔金额。当然，即使对最高收入者增税，巴菲特也肯定能找到方法避税，高税负伤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曼昆认为，通过政府提高累进税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收入差距并不能改变贫富不均，相反，如果是因为劳动者技能或者科技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多此一举”反而会破坏经济秩序和影响经济效率。

巴菲特将他的财富视为“多项因素的结合”，比如生活在美国、幸运的基因以及复利。他把美国的经济体制（economic dynamism）视为过去50多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盈利的贵人。他说：“我的好运愈发凸显是因为我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它有时会造成扭曲的后果，但总体而言还是造福了美国人民。……我和我的家人对于我们不同寻常好运的反应不是愧疚，而是心存感恩。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使用超过1%的财产，也并不会让我们更快乐或是更健康。相反，其余99%的财产却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保留足够我们享用的财产，其余的捐给社会，满足社会的需要。”

本文综合自“刘胜军微财经”、“秦朔朋友圈”、“新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