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从国富到民富——中国致力让财富分配更公平　　

　　据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５日电　３５岁的林德荣，是四川成都市郊的农民，还没有上社会保险。“我想上，但一年要交上千元，有些贵，再等等看吧。”他犹豫着说。

　　林德荣现在希望的就是即将于３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能谈谈上社保的事。“交费能便宜些，保障能高一些就好了。”

　　他问记者：“两会能多谈点跟老百姓贴近的事吗？让我们日子过好点，收入能多点。”

　　林德荣的这些希望正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要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好、更富裕，要把财富更公平地分配到更多人的手中。这也是中国未来能够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

　　本次两会将着重讨论的“十二五”（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规划建议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自“十二五”规划建议公布后，“民富”便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热词之一。

　　北京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转向更多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是中国政府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让民众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两会"前瞻:政府宏观调控面临大考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呼声强烈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记者采访多家民主党派中央，并听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发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对高物价、高房价和高成本，政府如何宏观调控；用工荒倒逼经济转型；提升国民幸福感，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五大热点，将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度较高的话题。 求是杂志聚焦收入分配改革：重点在提低控高

　　编者按：收入分配问题，是群众呼声最强烈、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作为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以下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两会调查:过半网友认为编制内外收入差距过大 期盼提高工资

　　实际上，国强民富始终是中国政府孜孜以求的执政目标。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国家财政占ＧＤＰ比例过低，只有２０％左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朱明春说。

　　随着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目前中国人均ＧＤＰ达到约４０００美元。“国家富了，老百姓才能富起来。国富与民富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朱明春说，“要分蛋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然后才是如何分的问题。”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差距拉大……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也使得在一些地区，社会矛盾变得比较突出。

　　经济学家常修泽绘制了一张研究图表：代表３０多年来中国ＧＤＰ增长值的曲线，斜着向东北方向；代表居民收入的曲线则是较平缓的向东，两条线出现一个“剪刀差”。

　　“这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常修泽说，“这表明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与ＧＤＰ同步增长。长此以往，将会影响经济发展、加大社会矛盾。”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已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瓶颈。在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的比超还有待提高。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最近几年，建立健全城乡医保社保体系、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城乡统筹等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对民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今年以来，随着各地未来五年规划的出台，人们看到，富民也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许多省份弱化ＧＤＰ指标，强化民生指标。四川去年将财政预算的６０％投入民生，今年民生投入将达８４０多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重庆市率先将考察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并制定了降低基尼系数的措施政策。山东、浙江等省都提出了富民强省，坚持民生优先。还有省份提出“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实现“倍增”的目标。

　　各地方政府的举措，被认为是全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先兆”，舆论称，在“十二五”期间，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将获改善，贫富差距有望不断缩小。

　　即将进京参加两会的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杨庆育认为，当前要实现民富最重要的是要对收入分配做好调节。而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作为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介绍说，重庆在“十二五”期间，将着重从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最低生活水平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收入分配的调节。

　　他准备的几个议案都涉及民生问题，杨庆育认为，本次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将主要讨论用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来保障实现“两个同步”。

　　无疑，从国富到民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利益再调整的过程，切蛋糕肯定会使一部分增多、一部分减少，必然造成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受损，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个过程要靠体制和法制来规范。”朱明春说，“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