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陶冶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从深度衰退的麻木到缓慢复苏的煎熬，再到纠正失衡的阵痛，所有人都在关注全球经济的走势以及从发达国家到新兴经济体的角色变换。在这样关键而敏感的特殊时期，中国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又应该采用怎样的对外经济策略来规避风险并把握机遇？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记者：时值岁末年初，您对当前以及未来一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什么？

　　李若谷：世界经济开始复苏旅程已经一年有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回升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整个国际金融危机并未结束，甚至可能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美国金融体系有毒资产扩散、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影响下出现反复。2011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一条艰难的复苏之路，并对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产生重要影响。

　　记者：在复苏之路仍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各国内部乃至对外经济政策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新兴经济体应尤其警惕哪几方面的风险？

　　李若谷：我认为有四个问题尤其需要警惕。第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将增加全球经济复苏难度。如今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这四大发达经济体都在大规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使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供给不断扩张，这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从中长期看，在世界上出现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恐难避免。

　　第二，靠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再平衡”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幌子。“再平衡”问题是当前国际上一个被发达国家反复倡导的，主要针对经常项目盈余国即新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治理问题。该问题的核心是要求盈余国加快结构改革，发展金融或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尤其是通过汇率升值加快“再平衡”的速度。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不但不能实现“再平衡”，反而会加剧南北发展不平衡，进而从中长期引发整个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第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可能靠贸易保护主义来实现。为重振实体经济，发达国家提出了以促进出口为目标的“再工业化”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倾向于使用各种新的贸易保护手段。但是，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不可能解决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问题。

　　第四，在“气候问题”的背后是发展权力之争。当前发达国家以气候变暖为借口，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提出要征收“碳关税”。发展中国家必须警惕发达国家以低碳发展为名，行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之实。

　　记者：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行进的轨道，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全球经济乃至金融格局。那么，您如何看待后危机时代中国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李若谷：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有目共睹。在未来这种作用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无疑将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极大的信心提升作用；其次，中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未来五年，将对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第三，中国更加重视经济与生态和谐，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西方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上。

　　记者：在变化了的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中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上应如何部署以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

　　李若谷：尽管危机后中国率先复苏，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在建设新的更加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但中国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包括进口和出口商品定价权缺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外贸产业低附加值等。中国要想发展，不走出去利用外部资源是不可能的，不发展外部市场是不可能的，不借助国际环境变迁抓住有利时机更是不可取的。

　　最后，加强南南合作应是新时期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后危机时代中国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只能更多地依靠发展中国家。具体措施上，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推进，首先是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二是优化进口结构，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采取鼓励措施；三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和贷款力度。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的战略布局，中国在未来就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际战略空间，其发展利益就可以得到保护，从而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