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韩国庆州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与会者承诺避免出现“竞争性货币贬值”局面。这是否意味着“汇率战”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

　　细究庆州会议的汇率共识，大致有三个主要关注点，基本覆盖了当今全球汇率争议的主要方面：首先，发达国家需警惕汇率过度、无序波动，从而帮助新兴经济体应对热钱流入难题。这一共识的实际针对者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滥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贬值已经给新兴经济体造成泡沫压力。德国经济部长布吕德勒在会上称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实际是间接操纵汇率。

　　共识的第二大关注点是，各国应逐渐向市场导向型、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汇率政策靠拢。对中国来说，这一趋向将使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日益加大。

　　共识的第三大关注点较为隐性，对一些国家近期的汇率干预措施庆州会议并未作出明确表态，这实际意味着G20对一些国家的短期汇率干预或资本管制措施采取了默认态度。主要经济体中，除了日本六年来首次直接干预汇率外，韩国、巴西等也在研究或已经出台相关资本管制措施。

　　庆州会议共识让大家有理由相信，“汇率战”是可以避免的。但也有人担心，由于会议并未拿出约束性措施，因此或许无改于汇率争端的既定发展趋势。

　　“汇率战”未来究竟会如何演变，首先要搞清楚“汇率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将近期汇率纠纷称为“汇率战”的确有夸张之嫌，但纠纷日趋严重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汇率纠纷之所以产生，与其说是某些国家“阴谋”或“阳谋”的产物，不如说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可预见的，必经的阶段。

　　之所以会产生汇率纠纷，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都存在复苏速度和力度的差异，因此必然会导致各国间不同步甚至相反的宏观政策选择。

　　如果观察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汇率走势，就会发现并不存在单边汇率波动情况，实际情况是汇率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双向波动，尤其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既有大起也有大落。

　　如果理解了“汇率战”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各国对汇率纠纷的现实应更多抱以“同情的理解”，无论是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中国的渐进汇率改革，还是日本的直接干预措施，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各自经济环境考虑的“不得不为”。但由于经济全球化，一国内部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因此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出现宏观政策的差异、博弈、纠纷乃至妥协，均是势所必然。

　　今天已经不可能再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汇率大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各方均已认识到全球经济不存在零和游戏，损人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利己。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博弈和妥协应被视为积极而非消极词汇。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解决“汇率战”不可能采取头痛医头的做法，不可能仅从汇率本身切入来“消灭”它，而只能通过协商和妥协来增强理解和合作，避免误判和纠纷升级，待全球经济的复苏势头完全确立，各国复苏步调趋于协调之后，“汇率战”的风险或自然消弭于无形。 (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