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先认为，外需与内需回落相互碰头会加剧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外需可能高位速降的叠加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和防范，当前我国稳外需仍不能松懈

　　王子先　经济学博士。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研究方向和领域主要有：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外经贸发展战略与政策等。曾获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科技进步奖。专著有《论金融全球化》、《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及其对策》。主持或参与撰写《关贸总协定与中国企业经营指南》等政策理论书籍近10部。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海关总署9月10日发布了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8月份出口同比增速34.4%，尽管比前3个月有所回落，但仍一再超过业界的预期。出口高位增长与数月来新的出口订单指数等先行指标持续回落有明显背离，与微观层面企业面临多重压力的感受和呼声更显矛盾。为此，记者采访了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博士。王子先认为，下半年，世界经济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可能将出现明显回落，上半年世界贸易额大幅回升的势头可能发生变化，机构普遍预测我国外贸前高后低之势难免；如果国际市场需求回落与国内成本上升、政策调整相互碰头，下半年月度出口可能出现过快过大回落，而外需与内需回落相互碰头会加剧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外需可能高位速降的叠加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和防范。

　　高度重视外需过快回落对宏观经济的叠加风险

　　记者：目前，各界对年底月度出口增速大概有三种判断：一是乐观派认为出口仍可保持10%左右的增长；二是中间派认为月度出口可能出现象个位数增长；三是悲观派认为不排除年底月度出口出现负增长可能性。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子先：我认为，后几个月出口下调风险很大，现在还难以下一个明确结论，但即使是月底出口降至10%或个位数增长，其对我国产业和宏观经济的多重影响依然不可小视。当前，全球库存回补周期已经结束，补库存对国际贸易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西方国家呈现“无就业复苏”，国际贸易摩擦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国内要素价格大幅提高等因素影响，后几个月出口增速回落已成定局。

　　从国内看，节能减排、房地产调控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向好、优化结构的政策，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要高度警惕多重负面因素在短期内的叠加影响。此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利用外资和退税政策调整等一系列信号表明，商务运行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将面临逐步增大的减速压力。

　　总之，我国已形成了经济增长主要靠工业拉动、工业增长相当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格局，为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短期内可以弥补外需不足，但长期内最终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仍未解决，世界贸易的复苏上半年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低消费、高投资带来的最终需求瓶颈约束。但目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有可能给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带来多重叠加性影响：一是内需和外需回落双碰头的风险；二是经济增长回落与外部通货紧缩影响压力双碰头的风险，使宏观政策面临更多的两难选择；三是稳外需导向与促平衡压力双碰头的两难；四是市场需求紧缩与政策调整双碰头的风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美日欧通货紧缩传递风险不可忽视，它将对全球投资、消费及其预期都会带来新的影响，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投资行为产业连锁反应。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忧虑症可能将会通过多渠道对世界和中国经济产生外溢风险：一是影响实体投资和消费行为及预期，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的进一步回落；二是加大对对商业信心的冲击，加剧信贷收缩和贸易融资困难，使补库存过程发生改变，阻断世界贸易复苏的链条；三是通过心理和价格层面的全球传递，向世界输出降价和收缩信号，加大世界经济贸易的下行压力；四是加大全球制造业竞争，通过国际贸易传递价格下行压力。因此，我国面临的短期通胀压力要预防，但更可怕的是外部通缩压力与自身经济下行压力碰头，搞不好会重蹈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货紧缩绵延不去的覆辙。

　　稳外需需要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促转型的关系

　　记者：现在有人认为，关于经济模式的转型必须有理性的认识，关键是要置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的世情国情下来考虑，转什么、怎么转的问题。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子先：是的。目前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的任务确实还很艰巨。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基地，发达国家把很多制造环节已经转移到我国，很多名牌产品也在我国生产制作。这恰恰是通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市场营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严重滞后，是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问题。这总体上是由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阶段决定的，其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按工业化现代化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作为后起国家我们可以力争有所跨越，但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在长达二三百年实现的目标，我们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达到。在外部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的背景下，当前仍然要把保增长、保稳定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兼顾调结构、促转型的长期目标和任务。

　　第一，外部危机下的政府微观救助政策与经济转型并不矛盾。外部危机中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将转型升级作为化解内外部压力、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也应该看到，外部危机对大多数企业负面影响居多，特别是让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甚至一些大企业也面临很大挑战。对此，世界各国比较理性的选择都毫无例外是实现合理的反危机干预，政府必须出手救助遭遇重大冲击和困难的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救制造业、救企业、保就业成为短期内优先选择和主要矛盾。在外部危机高峰期和危机后一段时间内，政府都不能回避。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客观要求。同时，只有求生存，才能为未来转型升级留下根基。

　　第二，现行出口导向或者外向型经济格局需进一步完善，但走开放式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容否定。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以及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相对收敛，是一个长期方向。扩大内需是我们长期战略方针，但这与利用外需并不矛盾，实际上内需与外需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强大的国内市场和生产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同样外需也通过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和规模经济效益，有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刺激高端产业的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拉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和外贸乘数效益全面拉动国内一、二、三产业需求的扩大和升级。通过简单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出口每增长1%，能够使国内消费增长0.68%,国内资本形成增长0.74%,当然，这有一定时滞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坚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长期政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球6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不能丢失。

　　第三，经济转型的战略方向是提升整体产业链的竞争力，显著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进程。必须找准我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重点，不能陷入舍本逐末、四面出击的误区。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整体上实现向服务经济转型基础上，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服务业革命，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既高度分工又紧密融合的格局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产业、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使我国面临巨大挑战，又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服务业全球化与外包的高速发展和巨大潜力将空前改变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一些率先开放的经济体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与外包实现服务业与整体产业的良性互动，促成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加速向服务经济转型。而我国在这一潮流中具备独特的优势，包括作为世界工厂的庞大服务需求、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数量庞大的中高端人才及储备、起步良好的服务外包业等。我国完全有可能吸取制造业通过开放实现全面升级的经验，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大力承接国际服务转移与外包为突破口，实现我国整体产业链的优化重组，加快服务业大发展和整体产业结构的全面优化升级。实际上，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选择，不仅有利于拉动经济向就业、知识、人才密集方向转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水平，优化消费与投资、储蓄的关系，有利于加快经济向节能环保型转变，而且有利于从源头上改善我国经济内部均衡并有效校正目前的外部失衡，最终实现经济模式向效率创新主导和更加均衡目标的转变。这是一条更加合乎经济政治理性、有利于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也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转型之路。

　　第四，加快经济模式转型的关键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而不是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老路。

　　稳外需需要保持外贸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记者：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曾两次探底。今年以来，外贸复苏一再超乎人们预期，形势明显好于去年，对此您是否持乐观态度？

　　王子先：我国经济率先回升，是靠4万亿经济刺激措施拉动的，最终有效需求不足已经开始并继续成为经济持续复苏的瓶颈。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刺激了国内投资需求，但由于其消费转化率很低，最终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根除反而中期内会趋于严重，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积累。如果顺利抓住世界贸易复苏的机遇，继续着力稳外需，避免出口在后几个月过快下滑，就能确保国民经济顺利渡过危险期，为避免经济“二次探底”提供有力支撑。

　　但目前在新老矛盾的交织下，我们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参考借鉴各国通行的做法，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化解内外部矛盾和压力，致力于共同推动世界贸易复苏的进程和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方向，努力保持我国出口的相对稳定增长。

　　进一步清理各项限制性政策，及时完善各项出口支持政策。2009年以来，清理和调整过去几年有关出口的各种限制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很不到位。而且随着财政收支的紧张，各种税费的征缴力度加大，各种检查不断增加，企业负担有不减反增的趋势。2010年要继续加大清理力度，着力防止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各种限制性政策卷土重来。同时，为了帮助出口企业缓解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抓住市场复苏新机遇，应及时完善出口退税、贸易融资、加工贸易、企业开拓新市场新产品方面的支持政策，尽快到位。要回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在积极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促进其转型升级的方针上来，稳定加工贸易政策、改善监管，推动加工贸易落地生根和合理梯度转移。

　　完善双向浮动的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坚决反对利用人民币单边升值倒逼结构调整的错误主张，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抓住有利时机完善现行钉住按贸易加权的一篮子货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双向浮动的弹性，弱化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从源头上控制热钱流入，减缓国际资本套利交易带来的冲击；同时，鉴于当前出口仍面临内外部多重压力，今年后几个月下行风险加大，也必须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符合市场规律，既是稳定出口、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需要，同样也是保持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共同要求。

　　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捍卫我国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世界经济复苏免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而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我们必须重申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立足于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摩擦，但也要做好反制和斗争的准备。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积极推动多哈谈判达成协议，推动IMF等多边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从制度上遏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大力开拓新兴和周边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先世界经济复苏，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要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和周边市场，推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此外，沿边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大，加快沿边开放，对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稳定边疆、缓解我国资源能源紧缺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自贸区进程，释放新的市场空间。近年来自贸协定新增数量和区域贸易集团内的贸易比重都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下，我国与自贸伙伴国双边贸易呈逆市上扬或降幅较小，我国主要出口产品在自贸伙伴国市场份额均有所上升，特别是1~7月与东盟贸易增长近50%。下一步，要全力推进并完成当前的自贸谈判，努力实施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加快区域内贸易便利化进程，争取启动新谈判，继续发挥自贸区协定在稳外需、促出口和保份额方面的巨大作用。

　　继续加大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政策力度，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继续改善贸易融资服务；深化政策性贸易金融机构的改革，进一步强化其政策性功能；渐进有序开放商业性信用保险业务，建立全国性贸易融资担保机构。

　　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外部危机的一个伴生机遇是，引进技术、人才、管理模式的障碍大大减少、可获得性大大增加、交易效率大大提高。我国积极参与世界产业大重组，加快双向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既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复苏，更有利于大大提升我国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