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中国:外企的进与退
2008-03-04 08:29160
近期,围绕着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种种传闻,引致了人们对外企投资中国未来前景的种种猜想。而据广东省外经贸厅有关负责人的最新澄清,被很多媒体传播的“外企大规模迁离广东”的说法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
抛开媒体报道的夸大不谈,其实外企在中国的进与退只是中国外资版图上的一种局部或者暂时的异动,所折射出的恰恰是中国引资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和国外资本在中国可能加速优化的乐观预期。
外企选择:数量到质量的转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7年中国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而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仅2008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就达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不过,在资本进入量增加的同时,外商新设立企业数量却呈减少态势。2007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今年1月外资新设企业2918家,同比下降13.41%。一增一减的客观数据代表着中国引进利用外资风向的转变,也反映着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进入调整状态。
资本短缺的中国很长时期内引进外资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为筹码,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其一是产业选择转移到制造业高端环节和创新领域。同时,外企对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等投资将大幅增加;其二是活动重心将从特殊经济区域转移到更广泛的经济地带。绝大多数外企将在中国完成自身产业的重新分工———将研发中心留在东部地区,而将生产加工环节辐射到相对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其三是资本进入与扩张以并购方式完成。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民营企业的扩张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充资本提供了充沛的空间,未来外企在中国将不再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
显然,完成上述三个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变身转型非一般意义的外资所能为,资本与技术势力雄厚的跨国企业会比较容易跟得上这个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引进外资企业数量的减少正好是政策杠杆和外资选择互动的结果。
要区分适应性转移
和扩张性转移2007年,广东省有244家外商投资企业撤离。无独有偶,在北方的山东省,目前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非法撤离”。资本的本性是逐利。
就如同当初外国资本蜂拥来华主要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而获利一样,当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一些外企的撤离就成为了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出客观的判断: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的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唯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优质外企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
其次,要区分跨国性转移和跨区性转移。跨国性转移非一国政策所能左右,而对于外企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加以引导,这种转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重新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再次,要区分适应性转移和扩张性转移。对于外企那种规避成本或者环保标准的适应性转移,宏观政策几乎无法强求。而对于那些将研发环节留在中国但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转移,政策不仅不应给予限制,相反应当予以鼓励。
最后,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能引致产业的空心化,并且还会加大失业流量。因此,宏观政策应当掌握好演进的节奏与速率。
外企扩张:日益改良的中国机遇目前很多国外企业开始进入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不过,外企资本的这种切换方式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与亚洲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力资本仍具有比较优势。在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领域,中国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平均工资要低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在经理级的管理人员层面,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工资又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地。另一方面,亚洲国家的外资税率平均在30%左右,基本上高于中国或至少跟中国的税率水平一样,而且中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保持原来15%的税率。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中国投资审批程序的简化和政府职能的精简,外企投资中国的政务环境将得到根本性改良。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在于,外企在中国生存的制度环境也在发生飞跃式的改善。据最新消息,中国政府已经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发行A股,并在发行A股的基础上,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从而为外企在中国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基于此,世界银行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中国将占到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FDI的30%左右。而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目前,外企进入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进入了第二阶段。而正是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投资机遇已昭然若揭:
金融服务业一方面,伴随着外资对中国银行股权投资上限25%的可能突破,外资参股中国银业的规模将得到空前扩张;与此同时,在中国银监会多次降低农村银行准入门槛的前提下,农村市场向外资敞开了大门。
旅游服务业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旅游业将持续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如此庞大的旅游市场,势必对外资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教育服务业据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调查报告”,预计到2010年,中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将会达到300亿元。在服务业逐步放松宽投资空间的前提下,教育培训等领域将成为境外风险资本、私人股本竞技的新市场。
服务贸易业资料表明,从现在至2010年,包括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和物流运输在内的中国服务贸易业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伴随着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物流供应链越来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产业,稀缺的物流网络资源将吊起外企的新胃口。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外企选择:数量到质量的转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2007年中国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7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而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仅2008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就达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9%。不过,在资本进入量增加的同时,外商新设立企业数量却呈减少态势。2007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37888家,同比下降8.69%。今年1月外资新设企业2918家,同比下降13.41%。一增一减的客观数据代表着中国引进利用外资风向的转变,也反映着外企进入中国市场进入调整状态。
资本短缺的中国很长时期内引进外资都是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为筹码,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尽管这种“以市场换资本”的方式让外企纷至沓来并驱动了工业化的扩张,但也让中国深尝了耕地锐减、空气污染等透支未来之苦。基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出现了根本性调整,即从数量为主转向质量为主。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企将不再被鼓励进入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领域。
政策的转向势必引起外企在中国市场的重新调整布局。其一是产业选择转移到制造业高端环节和创新领域。同时,外企对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等投资将大幅增加;其二是活动重心将从特殊经济区域转移到更广泛的经济地带。绝大多数外企将在中国完成自身产业的重新分工———将研发中心留在东部地区,而将生产加工环节辐射到相对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其三是资本进入与扩张以并购方式完成。大量的国有企业重组和民营企业的扩张为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和扩充资本提供了充沛的空间,未来外企在中国将不再以绿地投资(投资建厂)为主。
显然,完成上述三个方面的自我改造和变身转型非一般意义的外资所能为,资本与技术势力雄厚的跨国企业会比较容易跟得上这个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引进外资企业数量的减少正好是政策杠杆和外资选择互动的结果。
要区分适应性转移
和扩张性转移2007年,广东省有244家外商投资企业撤离。无独有偶,在北方的山东省,目前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非法撤离”。资本的本性是逐利。
就如同当初外国资本蜂拥来华主要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而获利一样,当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一些外企的撤离就成为了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出客观的判断:首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的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唯利是图的国外资本,而对于那些继续留在中国的优质外企要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
其次,要区分跨国性转移和跨区性转移。跨国性转移非一国政策所能左右,而对于外企在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加以引导,这种转移趋势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重新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再次,要区分适应性转移和扩张性转移。对于外企那种规避成本或者环保标准的适应性转移,宏观政策几乎无法强求。而对于那些将研发环节留在中国但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的扩张性转移,政策不仅不应给予限制,相反应当予以鼓励。
最后,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可能引致产业的空心化,并且还会加大失业流量。因此,宏观政策应当掌握好演进的节奏与速率。
外企扩张:日益改良的中国机遇目前很多国外企业开始进入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不过,外企资本的这种切换方式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与亚洲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力资本仍具有比较优势。在工程师等技术人员领域,中国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平均工资要低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国;在经理级的管理人员层面,中国主要城市的平均工资又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地。另一方面,亚洲国家的外资税率平均在30%左右,基本上高于中国或至少跟中国的税率水平一样,而且中国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还保持原来15%的税率。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中国投资审批程序的简化和政府职能的精简,外企投资中国的政务环境将得到根本性改良。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在于,外企在中国生存的制度环境也在发生飞跃式的改善。据最新消息,中国政府已经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发行A股,并在发行A股的基础上,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从而为外企在中国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顺畅的渠道。
基于此,世界银行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前景和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5年中国将占到预计流入发展中国家FDI的30%左右。而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目前,外企进入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进入了第二阶段。而正是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市场显露出的投资机遇已昭然若揭:
金融服务业一方面,伴随着外资对中国银行股权投资上限25%的可能突破,外资参股中国银业的规模将得到空前扩张;与此同时,在中国银监会多次降低农村银行准入门槛的前提下,农村市场向外资敞开了大门。
旅游服务业据世界旅游组织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旅游业将持续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如此庞大的旅游市场,势必对外资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教育服务业据中国社会调查所公布的“中国居民消费调查报告”,预计到2010年,中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将会达到300亿元。在服务业逐步放松宽投资空间的前提下,教育培训等领域将成为境外风险资本、私人股本竞技的新市场。
服务贸易业资料表明,从现在至2010年,包括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和物流运输在内的中国服务贸易业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态势。特别是伴随着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物流供应链越来越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产业,稀缺的物流网络资源将吊起外企的新胃口。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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