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明显上升，底气越发充足，但是往往碰了软钉子后才明白，有钱不是万能的。

　　近期一些中国企业的多宗美国并购遇挫，包括华为、鞍钢、曹妃甸投资、西色投资等。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这成为了一些中国企业绕不过去的坎，同时这也正在影响着中国经济界对美国投资的再评估。

　　那么，美国政商界如何看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呢？复杂的美国法律体系中，其国家安全审查该如何把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美国三位业内权威，期望对中国企业有所裨益。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企业收购美国资产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从中海油到华为到鞍钢莫不如此。那么，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安全审查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标准？

　　Patrick Mulloy(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商务部副部长，国会银行委员会法务总监)：我本人参与了起草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依据：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这个法案授权总统有权终止或禁止那些确实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企业的收购、合并或接管。具体执行部门不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而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下称CFIUS)。它挂靠在财政部，由16个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CFIUS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美国国家安全和鼓励外国在美国投资这两个有时相冲突的议题。

　　William Vigdor(文森·艾尔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前联邦贸易委员会任副主任律师)：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是一个灰色地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主观判断。有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创造这样一个灰色地带其实是有意为之。因为美国的决策层担心一旦制定出刚性的标准，就会很快因为现实的发展使法律条文过时。具体来说，这样的发展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果要列举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中考虑的因素，大致有这么几点：

　　1.满足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2.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3.阻止核武器、生化武器扩散；

　　4.防止核心技术流入敌对国家/组织之手。

　　日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购并一再受挫，中国有评论认为美国其实是在滥用国家安全之名实行保护主义，是否赞同这个观点？

　　Derek Scissors(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经济教授)：我觉得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中国企业购并的失败，与其说是倒在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这道坎，不如说是因为政治气候不佳。以鞍钢赴美投资的麻烦为例，这是典型的议员为利益集团压力所迫而采取的愚蠢做法。他们所称的国家安全，不过是头脑中的想象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我个人觉得中国方面有点反应过度。

　　William Vigdor：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手头有一份CFIUS的报告，从2006年到2008年，总共404例外国在美投资，只有42例在审核期间撤回申请。而审核后确认需要进一步调查的36例中，有15例在调查过程中撤回申请。所以大概有85%的外国在美投资最终得以放行。(记者注：按这份报告的统计，2006~2008年间，涉及中国的只有9笔投资，其中2笔涉及核心技术。)

　　日报：在有些案例中，中国企业出价更高，条件更合适，反而被竞争对手超越，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公司受到的审查更加严格？

　　Derek Scissors：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三点原因：

　　1.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对有关国有企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国有企业行事不可避免带有政治目的和政府色彩。美国非常警惕外国政府通过企业购并来实现国家意志，而不幸的是大多数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难免不让美国政府另眼相看。

　　2.中美两国具有高度竞争性。来自印度的投资就不会受这么严格的审查。这同样也不是中国企业可以改变的事实。

　　3.中国本身对美国在中国某些产业的投资也有种种限制。美国的做法只是对中国政策的对等反应。

　　William Vigdor：我们在为客户评估时，会依据各种指标进行打分。对于某些国家、某些产业，的确通过安全审查的难度要大一些。遗憾的是，中国是这些国家之一。而通信、光纤、资源、能源等产业都是美国政府认为相当敏感的部门，如果竞购公司来自中国，特别是来自中国国企，对于最终失败我并不感到意外。

　　日报：这些波折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吗？

　　Patrick Mulloy：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是在1981年，那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30年来，中美关系经过了那么多曲折发展到现在，这些企业并购的小插曲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但是我很担心两国关系中的不平衡，尤其是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会冲击中美关系。

　　William Vigdor：我本人从中国领养了小孩儿，所以对中国很有感情。但是我感觉中美两国似乎还没有找到相处的办法：两国很想成为朋友，可是总有磕磕绊绊让双方无法成为朋友；两国不是敌人，可是总有矛盾让双方冲突不断。

　　日报：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扩张有什么建议？

　　Derek Scissors：中国企业最好还是从非控股/少数股东做起。当年中海油失败，我觉得它想一下全部收购优尼科，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向美国方面显示，收购是从商业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出发，尤其重要。

　　Patrick Mulloy：我最近在看一本澳大利亚人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新书《The Party》。他曾经是《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对中国的分析相当到位。按照他的观察，中国大型国企仍然是政治挂帅。如果中国企业真想在美国有所作为，应该抛弃这种做法，按美国方式提高透明度。

　　Wiliam Vigdor：我觉得中国企业最好能从非竞争性产业做起，比如消费品、零售业等。日本、韩国进军美国基本遵循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逐步在美国建立良好记录以后，再进行大规模高端产业的并购，才有更大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