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分析，最近几年，中国的贸易条件处在大幅波动状态，而且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的。造成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不外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大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或者是在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时候，出口商品的价格却不能相应上调。
    
    很显然，这样的分析并没有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信息是：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为何会持续上涨？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为何上涨有限？在很多场合甚至不能上涨？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国家，这种贸易模式决定了中国的进口必定以原材料和中间品为主，而出口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我们先来分析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为何会持续上涨的问题。
    
    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会出现持续上涨的趋势，关键不在于供求关系，而是在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市场结构。无论是作为投入品的石油、铁矿石，还是作为来料加工的中间品，它们的市场结构都具有卖方垄断的属性。卖方垄断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供应商可以把价格定在高于其边际成本的水平之上，当然，垄断价格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还得看买方对于价格变动的弹性有多大。
    
    本文作者虽然不赞成石油和铁矿石价格的上涨是因为中国进口需求增加所致的说法，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对于石油和铁矿石这类基本投入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这意味着石油和铁矿石的供应商可以牢牢控制市场定价权而把石油和铁矿石的销售价格不断上推。
    
    面对这样的卖方垄断市场，中国的策略应当是选择分离均衡，而不是一般均衡，更不应盲目争夺“市场定价权”而导致石油与铁矿石进口价格向着边际成本的上方不断攀升。
    
    最近一些年来，我们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降低石油和铁矿石的进口成本，并且还想通过集体（比如中钢协）谈判来获得进口原材料的定价权。结果，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地降低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反而招致了卖方的阻击而使中国面临更高的进口价格。
    
    除了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材料具有卖方垄断的特征之外，大部分中间品市场也因为存在技术壁垒和差异而处在不完全的市场结构中，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结构中。由于作为卖方的中间品供应商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信息，而作为买方的购买者却因缺乏足够的知识而处在不知情的状态，因此，就会在交易过程中处在被动地位而失去议价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于信息或者知识不对称而造成的议价能力的下降并不能通过所谓的价格调整（比如本币升值等）来加以改善。与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材料进口商品一样，中国对于中间品的进口需求也因为中国独特的加工贸易模式而呈现出刚性特征。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的贸易模式不变，那么中国所面对的进口品价格（不管是原材料还是中间品）必定是趋于上涨的。
 现在，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中国出口品价格变动趋势。
    
    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模式而实现的出口大都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要素密集的工业制造品。这样的出口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较高的替代性，除了中国之外，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能生产这样的产品，因此国际竞争异常激烈；
    
    第二，正因为国际竞争异常激烈，所以其价格具有外生性，这意味着这类商品的生产国几乎没有什么议价能力；
    
    第三，技术含量低，主要依靠成本竞争。以上三个特征表明，中国现有贸易模式下的出口品价格不仅不具备上涨的能力，反而面临着强大的下降压力。
    
    综合以上进出口商品市场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是很难加以改变的，除非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有的贸易模式。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所以纷纷建议改变中国的增长方式与贸易模式，即变过去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为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变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为基于自主创新的一般贸易模式，以便从不可扭转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中得到解脱。
    
    这样的政策主张是否正确与可行呢？
    
    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否达到了中国已经无需开展对外贸易的地步？第二，中国是否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与贸易模式的转型？第三，假如没有能力来实现这样的转型，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带给中国的冲击？ 

   从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以不变美元价格计）下降了20%（2000年为100，目前为80左右），如果剔除掉2007到2008年间石油价格的异常波动，那么中国的贸易条件指数实际上只下降了10%左右。这当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福利损失，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放弃对外贸易，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基于以下这些事实：
    
    第一，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大致翻了一倍左右，约从15%左右上升到了30%左右。面对世界贸易如此之快的增长，假如我们放弃国际贸易，那就意味着我们将主动退出巨大无比的世界市场，从而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
    
    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贸易与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中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就是因为对外贸易起到了决定的作用。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60%左右，由此足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充分而又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的国家。
    
    所以，我们绝不能以国际贸易条件指数10%左右的下降、以及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甚小（一个百分点不到）为由来放弃既定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于一个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家来说，净出口本来就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相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存在巨大人口压力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进出口贸易是否刺激了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增长。
    
    即便中国不顾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仅仅依据贸易条件的指数变化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模式，那么也将因为各种约束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难以取得成功。
    
    我们先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其约束条件是内需要大到足够替代外部市场需求（出口需求）的程度。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40%，居民消费年增长率基本上徘徊在10%到15%的区间内，并不足以替代贸易而成为推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出口与居民消费两者间并不存在可供政策自由选择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因果关系。
    
    消费理论告诉我们，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是由他们的恒久性收入决定的，恒久性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和资产收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资产收入的居民数量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存量失业人口的压制，工资收入增长缓慢，这就造成了内部需求的严重不足。为此，就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就业机会，当投资形成的产能不能被本国居民的消费所吸收时，就只有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了。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应当是：出口带动投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随着就业机会增加和存量失业人口的减少才会有工资率的提高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最后才会有充足的内需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如果把这样的逻辑做一个简单的概括，那就是：出口（外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内需（即本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两者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归根到底只能是一种因果关系。
    
    其实，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比比皆是的现象是，所有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重商主义”的或者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借以突破内需不足的增长瓶颈。
    
    如果说中国在短期内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非理性的，那么转变贸易模式也是难以实现的。 

今天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加工贸易，原因就在于受到了存量禀赋的约束。对于这个问题要做出正确的理解再简单不过了，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既是一个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我们多的是转型经济国家常见的剩余劳动，缺的是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现代生产要素。
    
    中国在生产要素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中国不具有大规模从事研发、设计和中间品生产的能力，相反，为了实现充分就业、以便让所有国民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除了加工贸易，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而是能不能做到的事情。
    
    进一步而言，只要企业能够通过加工贸易而获利，政府是没有理由通过产业政策来加以干预的。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产业升级都是内生性的，政府的直接干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最近几年来，由直接行政干预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但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产生了失业率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的后果。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过快的产业升级一方面导致高端人才的短缺和薪酬的快速上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困难与工资水平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从而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所有这些极有可能使得经济增长受到干扰与伤害。 

 以上的分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贸易模式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什么办法来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于中国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呢？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如Nicolas Coeurdacier, Robert Kollmann, Philippe Martin等人的研究），当一国经济增长面临边际生产率下降或者贸易条件恶化的时候，就应当通过金融投资来加以缓解。在这里，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来自于商品渠道的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来自于收入渠道的冲击。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当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来源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时，为了保证增长和就业，选择减少出口量的政策显然是不可取的，假如我们能够通过发展债券市场来增加居民和政府投资债券市场的机会，那么就可以通过增加债券收益来对冲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造成的“损失”。
    
    这种对冲方法的机理可以简单描述如下：债券收入属于事先合约，是一种固定的无风险收益，当商品价格趋于下降时，债券收益相对来说是趋于增加的，只要债券投资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增加的收入就足以对冲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所造成的损失。
    
    为达此目标，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债券投资，尽快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和离岸债券市场，在进一步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同时迅速开启离岸美元债券业务，这样做，既能降低国际储备的存量，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又可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损失。
    
    现在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当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是工资收入水平的下降，那么只要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就足以对冲由于贸易条件恶化所带来的冲击。
    
    其中的对冲机制可以概述如下：贸易条件恶化，假如企业为保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而不得不采取降低工资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存在一个有效的、并且是具有有效的红利政策的股票市场，或者能够通过开放国际版参与对国际优良公司的投资，那么居民就能通过增加股票投资来对冲工资下降所带来的损失。
    
    很显然，为了实现这样的对冲，中国现有的股票市场是做不到的。因此，为了实现这样的对冲，就必须对现有的股票市场加以完善和改革。
    
    根据以上分析，结论是明确的，中国所面对的贸易条件确实具有恶化的趋势，在各种约束条件为刚性的情况下，调整现有的增长方式和贸易模式显然是不可行的，在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模式的情况下，可供我们选择的应对方法就是通过增加债券和股票投资来对冲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
    
    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出错，而是在于金融体系和管理体制的落后。所以，中国未来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实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能不能创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