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向外界透露，中国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上的基本立场。

　　朱光耀表示，本轮S&ED经济对话将集中讨论以下四个议题：经济恢复和平衡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他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应该“在希腊主债危机的背景下审视自己的经济形势”。IMF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85%，希腊是116%，相去不远。

　　此前一天，美方S&ED吹风会在华盛顿举行，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洛文杰在华盛顿联袂主持。

　　洛文杰告诉记者，美方此次在经济对话上的核心诉求有两点：其一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其二是修改新出台的自主创新政策，美方认为这不利于在华外企。

　　在战略对话议题设置上，双方的表达也有所不同。崔天凯20日表示，对话将关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以及反恐问题。坎贝尔则特别提到了六方会谈和伊朗核问题。

　　经济对话：美国态度谨慎

　　和去年首届S&ED相比，美方在经济对话上的声音弱了不少，并没有借机提出新的要求。汇率和自主创新政策是中美双方早已博弈多时的老问题。

　　与外界猜测相反，美方此次不准备以向中国施压的方式，促成人民币汇率调整。记者发现，洛文杰在19日的吹风会上，甚至不愿意过多讨论汇率问题。

　　面对各国记者提问，洛文杰选择了重复美国现有立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有利于中国经济，我们相信中国将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决定。”

　　20日下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务院东亚问题顾问、华盛顿大学中美关系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举行的S&ED讨论会。他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听够了美国对汇率问题的唠叨，若美国再对中国施压，中国政府的反应会是‘零容忍’。”

　　即便在自主创新问题上，美国对成功说服中国修改政策也并无多大把握。

　　在20日下午的讨论会上，中美商会成员认为，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可能导致科技和IT类美企面临困境。尽管沈大伟同意此观点，但他同时指出，对本土企业的倾斜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有类似政策。“Google退出中国只是一个极端个案，更多的企业应该会选择调整资金投放，去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寻找市场。”

　　他与洛文杰对本轮经济对话都持保守态度：一次对话不能解决我们之间所有重大分歧。

　　在长达40分钟的吹风会上，财政部官员得到的发言机会仅有国务院官员的一半，洛文杰成为配角。

　　经济对话：中方态度积极

　　与美方相比，中国态度则显得比较积极。

　　在20日上午的吹风会中，朱光耀直言，美国政府应注意自己的财政风险。朱光耀指出，此次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欧盟，而且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形成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已经注意到了美国财政赤字过高的危险性，而这同样是中国所高度关注的问题。

　　在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时，朱光耀表示，中美在此类敏感问题上要保持“静悄悄的紧密沟通”，并再次强调汇率是主权国家独立问题，任何外压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同时，他强调，中国希望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保持汇率稳定。

　　“美国政府应该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沈大伟说。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本报记者，美国的官员和学者在大约半年前学会了一个中美外交中诞生的新词汇——核心利益，“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更强大也更有自信的中国，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核心利益列表将会变得越来越长。”

　　朱光耀在吹风会上透露，此次中美经济对话中的议题包括探讨构建开放的投资环境；促进开放的贸易；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沈大伟预测说，中方的经济诉求大致包括下列内容，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减少贸易壁垒，对中国的投资和并购持欢迎态度；以及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首先希望美国方面本着对全球经济负责的态度，稳健地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

　　此外他期待本轮对话能够促使中美实现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使中国有机会一次性从美国手中买断一些专利，这也有利于中美双方实现贸易平衡。

　　战略对话：美国更需要中国

　　第二轮S&ED开展前夕，美国经济诉求寥寥。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这与美国经济危机后国力衰退不可分。

　　史剑道对本报记者分析道，美国的多项外交政策缺了中国就不能成功，在经济上，美国要扩大对华出口也离不开中国政府配合；在战略层面，美国在伊朗问题、朝鲜问题上更是需要中国的合作。

　　“这是一个美国需要中国，但中国不一定需要美国的时代。”他说。

　　沈大伟对为期两天的中美领导人高层对话有不同期待。他认为，不管是经济对话中的汇率问题、贸易壁垒问题，还是战略对话中的地区安全问题，中美两国都有充足的机会展开细节磋商，而S&ED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

　　即便是战略对话也需要超越具体问题磋商的层次，史剑道告诉记者，“中美双方总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不信任自己，中美缺乏战略性信任的原因，在于两国缺乏一个战略性合作的共识。”

　　美国S&ED代表团即将启程。这是美国最大规模的高层出访，十数名部长级官员将出席此次对话，整个赴华出访团有大约200名官员。

　　李稻葵认为，在经历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挫折后，此次对话需要格外强调合作和共赢。

　　“不要寄希望于S&ED能有什么实质性成果。”沈大伟大胆建议此次对话不妨务虚，“如果中美能够就双方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关系达成共识，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5月1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主题为“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种种迹象表明，4天后的S&ED会谈中，中美双方可能将重点投向“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