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等经济体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奥巴马在今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表示，未来5年，美国的出口额将翻一番，由此可创造200万个国内就业岗位。

　　事隔两个月，在3月中旬举行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奥巴马再次重申了他的雄心壮志。他回顾说，2008年，美国出口了价值一万亿美元的产品，支持了五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而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份额。

　　同时，欧盟通过鼓励中小企业以及新能源的发展来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也愈发明显。3月17日，欧盟驻华大使塞日・安博表示，中欧能源中心有望于欧盟委员会主席访华期间启动，双方可在清洁煤炭、可再生能源、可持续电网等领域展开合作。

　　一场金融危机果真能将美欧国家拉回到工业化的传统轨道上来？工业与生产，这些早已被华尔街遗忘的上世纪的老名词，能否为几乎被金融创新家把控的经济注入新活力？这是否将成为一场赢得选票支持率的作秀？抑或是为了改善贸易赤字现状、甚至敦促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迂回战术？

　　而美欧经济体的路径调整，会给长期依靠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启示？

　　《环球》杂志为此采访了长期关注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为您独家解析。

　　美国，从金融创新到“再工业化”

　　美欧经济体的“再工业化”之潮并不是突然到来的。在2009年的G20匹兹堡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讨论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实际上已经为今天的“再工业化”做了铺垫。

　　进入2010年，美欧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视日益加强。可以发现，重振制造业的思路与美国扩大出口的策略有着直接联系。目前，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国家出口计划”，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奥巴马表示，要通过整合政府的所有资源，支持商界对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政府将通过金融和宣传等措施，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是该出口计划的三个目标。

　　同时，奥巴马政府已经召集美国贸易代表处、商务部、财政部、劳工部、农业部等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促进出口内阁”，并且启动了20世纪70年代时期的“总统出口委员会”，专门为美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目前，美国的主要目标已经定位在亚洲市场，去年年底奥巴马在谈及亚洲出口战略中指出，美国在亚洲全贸易额的份额每增加1%，美国就能增加25万到30万个工作岗位。奥巴马表示“这就是美国的创造就业计划”。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再工业化”的思路说明美欧经济体已经意识到自身问题的根源，而这一举措从长期看，将是美国提高储蓄率、扩大内需的根本之举。

　　他指出，美国从里根时代便开始的“去工业化”历程，目前已经接近结束的末端，而“再工业化”是金融疯狂之后，美国、英国等消费型国家寻求经济再平衡的唯一一条可走之路。

　　“再工业化”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多年保持了消费型国家的传统，即少生产、多花钱。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头戏。

　　“然而消费膨胀的根源，不在于普通的美国和英国消费者手里拥有充足的真金白银，而是依靠金融创新。”刘煜辉说。

　　IT泡沫破灭后，并没能出现一个新兴的技术让美国能够保持先前的经济活力。相反，失业和收入减少带来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消费也开始疲软。

　　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信贷大规模兴盛起来，最终酝酿出了以促进低收入者和无固定收入者提前买房为目的的次级债，为后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谈到金融创新，人们往往关注它的风险性，而没有注意它产生的源头。事实上，直接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金融创新产品，是市场为了应对美国贫富分化过于严重、消费需求不足而选择的一条捷径。”刘煜辉说。

　　次贷危机爆发后，众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濒于破产，不仅超前消费的意愿破灭，就连实实在在的日常消费也变得能省则省。更让美国经济堪忧的，则是近两年正在大步挺进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美国消费者，收入增长亟需寻找长期的支撑点，从而增加储蓄率和消费能力，让美国人变得真正有钱起来。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提高储蓄率和降低失业率将成为美国政府长期的艰巨任务。而重新发展制造业、回归工业化的选择，是美国在有意尝试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目前的思路非常“朴实”，那就是通过扩大实业生产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的有效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而不仅仅是靠贷款权限和信用卡账户上的透支余额来“画饼”。

　　“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正在进行一场缓慢的调整。而当下，这场调整只是经济低迷倒逼出来的一次尝试。

　　大部分专家认为，这场对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回眸”，能持续多久难以判断。但在短期内，却是美国和欧洲政府追求其他经济与政治诉求的潜台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概念的炒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作秀。”他认为，美国对经济增长重心的定位，不可能真正地、长久性地调整到制造业上来，这只是经济不景气期间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上演的这部传统回归戏，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从美国去工业化过程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和呼声。尤其是每当经济面临不景气、就业率下降的时候，“再工业化”的思维，便会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搬出来渲染一番。

　　“但是，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再工业化’的呼声是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层面的，或者是长期持续下去的。”刘元春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支持。“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不可能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宿命’。”李迅雷表示。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制造业“小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15%，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则高达20%。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目前提出的所谓“再工业化”，是为了防止部分领先的产业在世界上失去领头羊的地位。但如果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刺激，高成本产业链的继续向外转移，才是美国工业的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上看，去工业化才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取向。在尝到了通过资本增值来做大经济蛋糕的甜头后，重新回归到依靠劳动力和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这一思路本身也许并不符合产业演进的逻辑。

　　从历史经验中也可以发现，一个产业链条中价值含量、增值能力最低的往往便是制造和加工环节。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对服务的加强、对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行业标准的制定，才是一国控制产业制高点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多年，大量的美国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却往往将核心研发部门（R&D）留在美国总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产业链条逐渐走向高端的趋势也许可以迎来更多的资本回报，但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产业升级之后，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则不可避免。因此，通过暂时的制造业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许正是美国政府走出经济泥淖、甩掉高失业率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再工业化”的思路，则可以视作政府获取支持率这一利益诉求的体现。

　　从政治诉求的角度，“再工业化”的宣传是政府为了维持民众对经济恢复的信心而注射的一剂强心针。刘元春认为，美国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和对中低阶层选民的依靠是“再工业化”理念的政治背景。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5年内对外出口翻番、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无论能否真正实现，最起码可以让被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打击的民众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对维持选民对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中期选举，是造成“再工业化”理念发酵的一个短期因素。为争取地方选民的支持，使得不少国会议员支持美国“再工业化”的诉求，同时这也促使他们以“再工业化”、加强制造业出口为缘由，就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屡屡发难。

　　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工业形态？

　　更悲观的观点则认为，西方政府在“再工业化”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为”的地方，充其量是个美好的愿望。即使美国政府希望将“再工业化”提上打造国力的战略高度，也缺乏可以倚仗的现实基础。

　　有分析人士指出，重启传统制造业并不是美国此次“再工业化”的主旨，一套新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才是真正的趋势。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带动投资，引领全球资本再度聚首美国，是一个新的工业形态再造的过程。

　　对此，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对《环球》记者表示，新的工业形态的再造从长期看也许会成为全球众多国家的大势。但此次发达国家所提及的重振制造业，以及加强出口的主要领域，将集中在高端IT行业、精密仪器制造、机电行业、大飞机等等。

　　刘元春则指出，一套低能、环保同时又拥有高效率产出的全新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从目前看，缺乏技术层面的支撑，这也是美国“再工业化”将很难免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开始提出了新能源、新材料等经济概念，而且随着经济增速的起伏会出现波段性的热潮。”刘元春说。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出现如个人电脑，或者互联网一样可以让工业生产和人的生活都随之“更新换代”的技术。

　　IT技术从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到最后进入个人终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演进。“最早同样是政府出资并组织人力物力做小规模的研发、试验，就像现在的新能源、低碳技术一样。”刘元春进一步表示。因此，在他看来，可以怀着一个美好的憧憬去期待新工业体系的到来，但却不宜用这一视角去理解美欧正在推行的“再工业化”理念。

　　从中短期来看，对低碳技术、新能源的宣传和强调，可以更多理解地为国际关系中对话语主动权的争夺，甚至是为争夺更多市场份额、采取贸易保护埋下潜台词。

　　中国的工业化思路

　　美欧在渲染着自身回归传统的同时，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理由，建议中国应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对此，刘元春表示，中国东部地区的外向型出口经济已经发展多年，目前应该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在劳动力优势、成本价格优势已经越来越弱的局面下，技术、品牌的强化，是未来东部制造类企业的出路。

　　李迅雷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不应受美国政策的干扰。由于两个经济体根本不处于同一个阶段，因此类比只能给自身带来麻烦。“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不应该进行产业升级，或者是不加强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工业化方兴未艾，工业化怎么走，跟美国对工业化的取舍没有关系。”李迅雷说。

　　他表示，通过过去30年制造业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决了“衣食”的问题，下一步将进入解决“住行”问题的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因此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产品升级的过程中，出口型经济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也将非常明显。

　　对此，王庆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应该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在很多欠发达地区，依靠投资拉动、同时依靠成本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思路。

　　而刘煜辉则认为，在美欧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的情况下，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现象更加堪忧，其调整与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同样重要。“我们现在需要设想的一种情况是，如果美国、欧洲等经济体确实通过制造业的提振拉动了经济恢复增长，那么未来将出现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局面。”刘煜辉表示。

　　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充斥着一定量的国际游资。如果美国经济回暖，这些资金寻找到更好的投资或者投机途径，它们从中国市场的撤离将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从现在开始，对诸如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泡沫采取更有强力的抑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