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失去最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将受到极其猛烈的冲击。

　　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为人民币走出去，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不能只盯住国际储备货币可能带来的好处，而 看不到由此可能产生的挑战，更不能盲目攀比美国。

　　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无不渴望自己的货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努力提高其在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份额。

　　看看美国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自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以来，推动了美国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并为美国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 甚至负债消费、扩大美国金融的盈利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等等提供了重要条件，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极为特殊的可以大量扩张对外债务的国家。

　　那么，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真的那么诱人吗？

　　储备货币与综合国力孰因孰果

　　一战之后，欧洲列强凭借其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人才基础，很快恢复生产，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多空状况快速转变，推动产能过剩问题率先在美国显现 并向工业化国家蔓延，结果在一战刚刚过去十年之后，即爆发了震惊世界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在这一过程中，美元和英镑的国际 地位都遭受了冲击。

　　为应对大萧条的冲击，美国率先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推行罗斯福新政，之后，凯恩斯主义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危机的恶化，各国经济有所 复苏。但这时主要的做法就是采取扩张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放以扩大生产和消费，引发大危机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与此同时，欧洲列强之 间的矛盾进一步升华，最终引发了第二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极其惨烈，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消除了当时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地理和制度优势再次显现，吸 引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财富和人才流入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和国际贸易再次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迅猛提升，大大超越了置身战火之中的英国等西方列 强。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急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1944年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多国集团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 正式确立了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开始战后重建。但是由于战争的严重创伤，战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一战之后。为帮助欧洲盟国（一开始没有包括 德意，后来加入）恢复经济，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并同时联合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凭借其二战之中聚集的雄厚实力，推出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共计援助130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削弱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元的国际化和储 备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冷战的形成。

　　然而，在二战之后，美国却又接连发动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大量的开支带动美元大量流出和各国信用投放的快速扩张，推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恢复生 产，特别是带动了日本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却逐渐形成并强化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和割裂局势。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显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和货币的投放，又带动资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 涨，通货膨胀压力逐步上升。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滞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美国由于货币投放总量与黄金储备越来越分离，其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中承诺 的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汇率根本无法兑现，被迫于1971年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

　　但是，美国非常幸运的是，当时还没有另外一种货币可以与美元抗衡，更为幸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很多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四小 龙”、“四小虎”)，其后，拉美国家、东欧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相继开始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新的一轮全球化加快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生产力提供了巨 大空间，有力地缓解了其产能过剩的压力。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凭借其技术和人才基础以及紧邻东南亚的地理优势，经济快速发展，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相应 提高，日元汇率逐步上升。

　　在新的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大量向外转移普通加工业。一方面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环境等，获得远高于本国生产 的利润，并有利于抑制本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工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普通消费品则大量进口，廉价商品的进口又降低了美国社会生活成本，进一步刺激了 消费，并推动社会转向高等教育、高科技产品领域的开发等，推动信息科技，特别是网络产业的迅猛发展，并将快速上升的日本的势头压制下去，造成日本进入90 年代之后陷入长期的低潮状态，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头号大国地位。

　　可见，尽管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助于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但根本上，这仍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且，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

　　美落入储备货币“温柔陷阱”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相继引发了俄罗斯债务危机、拉美金融动荡，这促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推动美国本已过热的IT和网络产业 泡沫快速聚集，资本市场价格不断上升，这就埋下了问题积累和最终爆发的导火索。

　　在经过上百年的上升发展之后，进入2000年美国开始连续遭遇诸多突发事件：首先是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给美国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 迫使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就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房地产的发展，以承接网络泡沫破灭造成的影响。同时，美联储从2001年伊始，就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从 6.5％一直降低到2003年6月的1％。

　　但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美国又遭遇了“9·11”恐怖袭击，成为二战以来第二次美国本土遭受打击，影响巨大，迫使美国大大加强反恐措施。这 又大大制约了国际资本和人员的流入，使美国作为自由国度的环境遭受影响。在2000年前后，美国又先后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政府开 支迅速扩大。这些因素都使美元投放大量扩张，并大量流向海外，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发展，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更是表现突出。全球经济的发展， 又推动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全球通货膨胀压力逐步显现，普通加工业的盈利空间不断受到压制，而美国房地产价格却因若干重大政策扶持而加快上 涨，吸引越来越多的信贷资金和国际资本注入房地产以及住房贷款支持证券。

　　但在全球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美国低利率政策难以为继，被迫从2004年6月开始提高基准利率，从1％一直提高到2006年6月的 5.25％。利率的上调，最终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产生大量不良住房贷款，这又促使更多的资金从房地产领域撤离，造成美国住房价格从2006年三季度开始止 升反跌，进入2007年即爆发了次贷危机。

　　经过一年的博弈，到2008年下半年进一步演变成为美国全面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和全球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成为“百年一遇” 的大危机。为应对危机的冲击，美国再次采取力度空前的措施，扩大货币投放，政府和社会债务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现在尽管美国经济金融趋于平稳，但深层次的 矛盾和隐患并未消除，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否由此走向衰退，不能不令人担忧。

　　美国进入2000年之后爆发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尽管存在很大偶然性，但其中也有很多根源可寻，存在很大的必然性。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太多受益于投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全球化以及货币国际储备化（“三化”），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化”发展到一定程 度会导致世界经济金融乃至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并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冲击准备不足，习惯于按照惯性思维处理国际国内事务，过度索取“三化”的好处，最后陷 入温柔陷阱而难以自拔。

　　这个“温柔陷阱”就是美国（以及西方先行发达国家）依托其先发优势，在推动“三化”发展过程中，大量世界财富向其集中，推动其社会福利水平不断 提高，工资、社保、医疗、养老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不断涌现，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少数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受到挑战，世界财富向其聚集的力度逐步减弱，高福利所造成的高成本和社会惰性成为其维持国际竞争力，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越来越突出而难以逾越的社会痼疾。

　　为维持社会运行，并按照自己的意图干预国际事务，恰恰使这些先行发达国家不断扩大政府和社会债务（野村证券提供的资料显示，欧元区财政赤字 2008年占GDP的1.9％，2009年则上升至6.9％，并仍呈上升趋势）。美国依托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特殊地位和便利，其对外债务和隐形社 会福利方面的亏空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这种状况又推动全球信用过度、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快了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并将使得这些债务不断加重的国 家因福利刚性而深深陷入温柔陷阱而难以自拔。

　　这种状况不改变，一旦美元失去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冲击将是极其可怕的，并由此也可能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影响！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新中国成功建立，标志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国外列强侵略欺凌、主权沦丧、连年战火、民不聊生的厄运已经结束，国家发展从谷底开始反弹。改革开 放之后，中国持续稳定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国运昌盛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逐渐取得了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的话，那么，在最新一轮全 球金融危机之后，到新中国成立满60周年之际，中国已经取得了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国际影响力（“两国集团G2”的提出即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20世纪是美 国世纪，那么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世纪。

　　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为人民币走出去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人民币走出去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 有全球视野和战略安排。

　　第一，要放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大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抓住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来的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 一枝独大、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独断专行的诸多弊端，大大增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世界要求，为人民币走出去，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结算和储备 货币创造难得机遇。

　　从当前现实的国际情况看，要一下子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推出一种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是非常不容易的，甚至是不现实的，可能的选择是首先推 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均衡化，逐步削弱美元和美国一枝独大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不断强化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强化全球事务的统一和协调性，不能过度宣 传人民币走出去对中国的好处。

　　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后，中国金融必然要更加开放并与国际金融紧密融合，既要承担更多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义务和责任，又要 承受更多国际金融运行情况的冲击和影响，要求中国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要求中国的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决策层面和高级管理人员要 具备充分的国际金融知识和更高的综合素质。

　　从金融支持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根本宗旨出发，仔细辨别其实际作用，避免盲目的金融创新和片面的金融发展（特别是避免脱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形成 金融赌场式的金融发展），做到去伪存真，并进一步深化金融以及相关的财税、司法等方面的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金融乃至全球经 济金融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第三，一旦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中国的外债必然相应扩大。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有效控制外债的规模和合理运用，克服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 芬难题”，同样是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四，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避免社会福利的过快提高，保持中国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则是需要研究解决的又一重大课题。

　　外汇储备自动创造流动性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与不平衡

　　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新问题

　　□ 中国银行副行长《环球财经》编委 王永利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而生产力的扩张必然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这是更好地发挥先进生产力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文明进 步的必然要求，全球化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越来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也是在所难免的。而这种贸易和投资的 快速发展与不平衡状态，就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新的问题。

　　首先，纸币代替了金银，确实使货币清算和交割大大便利。但随着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纯粹的现钞清算与交割，不仅需要大量印制和运送纸币现 钞，成本非常高，而且往往存在有钱的人不需要买东西，而需要买东西的人没有钱，不利于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加快贸易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出现了两 大方面的创新：

　　（1）将现钞清算和交割改为票据汇兑乃至记账清算，大大降低了现钞在货币流通总量中的比重，使得货币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记账货币。这进一步降低了 货币印制和流通的成本。

　　（2）银行在吸收记账货币存款的基础上，推出了记账货币贷款，并发展成为货币投放新的越来越重要的渠道——信用投放。

　　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投放规模迅速扩大，在有力地支持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使货币金本位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因为在纸币印制 数量的控制上，是容易得到黄金储备的约束的，但信用投放扩大之后，由于记账货币贷款与记账货币存款存在转换的内在联系，形成信用投放的乘数效应，其形成的 货币流通量是难以准确把握的，因此，货币金本位制最终必然被冲破、被废弃，而转化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

　　其次，在货币演变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并主要表现为记账货币之后，国际货币清算主要就是记账清算，而不是现钞的转移，这就产生了记账货币独特的 “所有者与持有者分离”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者增加对发行国的债权，而发行国则相应增加对外负债”的内在机理，即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即使表面流出国 境，转换了所有者，但从持有者角度，其持有的资金总量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内债转变成外债），但却由此增加了外汇储备国家的流动性。因此，形成了“外汇储备 自动创造流动性”的结果，全球外汇储备越多，全球流动性就越是以倍数方式扩张。

　　货币的信用投放，再加上国际外汇储备的扩大，必然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并相应引发更多相关问题。

　　再者，由于各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追根溯源，最初都是从货币发行国流出的，而其流出又会自动增加该国清算银行的对外负债，使其外债规模被动增加 而难以控制，并使这些银行往往由于资金过多而急于寻求资金出路，容易因资金充裕而压低利率，或者因追求资金回报而扩大信用投放，提高融资杠杆率，刺激金融 创新和金融的过度繁荣。（作者系中国银行副行长，《环球财经》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