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军：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群雄崛起的重要时代，同时也处于金融列强争宰共享未来的特殊年代。这样的年代不仅需要特殊的速度与激情，更需要特殊的思维和智慧。

　　2007年12月2日，我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主办的第六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上提出了“谁将主宰全球金融未来”的议题。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这一主题骤然成为全球的集体思维，而2009年末我们突然发现历史已将世界从“谁将主宰”的思索期推入 “谁在主宰”全球金融未来的显现期。毋庸置疑，未来两年则将是全球主宰者角逐与共享金融主导权更为激烈和更为复杂的关键期。

　　一、2009：世界金融“格新局陈”难平衡

　　1、全球失衡的实质是主宰失衡

　　当世界进入新世纪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几乎言必称“全球失衡”，也许这是IMF经济学家的强项所在。因为在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均衡理论（包括价格均衡、收入均衡、就业均衡等）始终是其中心思想。

　　长期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观点以均衡理论为取向，包括以均衡价格等理论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和以收入就业均衡为特征的宏观经济学，筑成了“全球失衡论”的思想基础。而近几年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则以投资者与市场的互动解释失衡，开始将投资者和各类市场的主体行为以及公司治理行为视为左右市场经济的主宰。逻辑很直白：哪一场重大危机不是因华尔街的贪婪和华盛顿的无能所致。正是在美元体系主导下一些机构与市场主体行为的缺失，导致了“全球失衡”恶化并酿成本世纪金融海啸。在这里，周期性理论并非解释这次危机的关键；美国减少消费和中国减少出口的“再平衡论”也难以自圆其说。2009年，包括索罗斯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是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笔者认为，全球失衡的本质是主宰失衡。尽管2009年世界金融秩序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往往是“格新局陈”。冷静观察可见，主宰全球金融的大局并未发生根本逆转。而从“格”变到“局”变，任重而道远。

　　2、金融体系的“三大新格”

　　处于后危机时期的2009年全球金融是在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中度过的。我们发现，在货币体系、资本体系与监管体系中出现了如下“三大新格”：

　　货币体系新格：东盛西衰和弱货币强商品。西方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格”受到了双重挑战：一方面因为市场的避险需求导致了次贷危机初期美元购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因为经济衰退导致了对美元的长期看衰，这两种相反力量同时作用于货币，呈现了互相矛盾的乱象互生。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目前美元占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的比例约为62%，为历史最低水平。欧元和日元的比例则有所上升。美元已经失去了它曾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致使各国货币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煽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美元困境”，如果不买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过量的国债供给会造成其价格的下跌,导致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国国债受损；如果继续买美国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将推高中国持有资产的损失风险。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迈开了新步伐，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先后同韩国、白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家与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并同意购买约合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债券。28日，中日韩以及东盟正式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标志着人民币在亚洲版IMF的作用日益上升。但人民币要经历贸易结算货币等阶段成为各国央行的储备货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资本体系新格：此长彼消和评级机构战“主权”。在华尔街投行倒塌而对冲基金重挫后，作为资本重要来源的主权财富基金破土而出，在2009年上半年一度成为 “救世主”广受追捧。但资本市场的主权基金与对冲基金此长彼消的“新格”好景不长。虽然从资金规模上来看，全球主权基金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且预计2015年将扩大至12万亿美元，几乎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0%。但截至6月5日，全球各主权财富基金所持资产总价值为3万亿美元，较2007年底时的3.6万亿美元缩水20%，外在原因在于危机导致其股票投资组合价值大幅下降，以及政府巨额救市资金的投入导致一些国家财政危机，主权信用评级纷纷被下调，但个中博弈之复杂与残酷，非常人想像之简单。

　　11月25日，迪拜的国有企业迪拜世界宣布推迟6个月偿还债务，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在三天内下调了多家迪拜政府关联企业的信用评级，成为自2001年阿根廷违约以来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违约事件。12月8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这是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到A级以下。迪拜、希腊的债务实际上是全球危机后资金链收紧的陈词老帐，三大评级机构默契出手调低等级，不无含有打压欧元提升美元的企图。

　　与这场资本市场博弈相对应的是部分对冲基金却从中获利。一些对冲基金投资者预先嗅察到其中商机，买入了这些国家所发行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其目标是在这类产品价格较低时买进，然后在对债务问题的担忧爆发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在不经意中，曾为华尔街投行的CDO、CDS等金融衍生品评级开道的三大评级机构，又开始为世界打分，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和部分金融衍生品改换包装重新登场，直取世界资本市场的特定制高点与定价权。如总部位于摩纳哥的对冲基金公司Pivot Capital Management自2007年以来就试目以待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可能突然陷入债务困境，于是利用信用违约掉期（即CDS）成功押注了希腊和葡萄牙金融状况的恶化，以及冰岛命运多舛的货币，在2008年得到了丰厚回报，公司的主要基金上涨了约52%，一切的发生与结束均在悄然之中。这似在提醒我们，后危机时期的金融主宰角逐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

　　监管体系新格：监管竞争和主宰权之争。在金融危机前，英美之间一度在金融监管上各自突显国家竞争力：美国在安然事件后颁布更为严格的“萨班斯法案”显示“规则监管”的实力，夯实纽约金融中心之权威；而英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原则监管”策略吸引各国投资人与企业来伦敦市场。然而后危机时期，双方似乎戏剧性地互换了位置。首先，英国议会于2009年2月通过了严格监管的《2009银行法案》， 7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公布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英国与欧盟领导人频频表示要建立全球金融最严格的监管体系。而美国先是拒绝，最终于6月17日中午，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公布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彻底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称之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白皮书"。我们突然明了一个真谛：金融监管权是战略资源，也是新的市场！英美在监管竞争上的博弈，实质是一场围绕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主导权的角逐。

　　3、“再平衡”下的难平衡

　　怀揣《后美国世界》一书上任的奥巴马总统深知，要在本国衰落与他国崛起的时代护持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地位，必须以共享型战略寻求多边合作重塑全球规则；而胸怀重建全球金融新秩序宿志的英国与欧盟则始终不愿放弃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紧随美国民主党身影，提出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共同体政见；金砖四国新兴国家无一不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宏图战略。一场主宰全球金融的角逐赛远远超越任何一场世界杯足赛和F1车赛。

　　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动摇了一些富国的金融霸权地位，打破了全球经济固有失衡之格，但原有的全球金融大局并未根本改变。全球储备货币仍以美元为主，还没有那个或那几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地位。美国打出早已备战多年的“低碳经济”牌，旨在通过其在科技、生物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创建新的金融联盟，营造新的金融合规，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进而达成一箭双雕：既能响应环保摆脱对产油国的依赖，又能继续维护在国际格局中的领导地位。中国专家关于特别提款权提案（简称SDR）即刻被美国否定，其实很明白，只有想清楚对其有利的平衡药方，才能得以通过，也只有对其主宰地位有利之事，才会批准上全球议程之会。

　　可以预测，在新的共享型主宰战略下，未来各种再平衡理论仍将陆续抛出，但这些良方要使世界得以真正平衡，则十分艰难。

　　二、主宰权：从金融峰会到气候峰会的角力与新平衡

　　1、主宰权的角逐舞台

　　次贷危机爆发后的两年里，各种世界级的高峰会议频频召开，各国领导人辗转各地，从2008年11月15日G20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2日G20伦敦峰会、2009年9月24日G20匹兹堡峰会到2009年12月7日-18日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角逐的平台从金融舞台到气候舞台，一次次焦点的更迭、一次次力量的转化，其背后乃是全球金融主宰权的角力与新平衡。

　　2、主宰权的六个维度

　　全球主宰权是一项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并随着金融大国战略的调整而变化。若作纵横梳理，不难发现有六个维度构成。

　　参与权：这是共享型主宰权的基本权利。一反过去G7 制定世界金融规则的状态，参与新规则的国家不断扩大，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刷新。G20峰会一年之内取得的成就超过G8峰会25年的总和。G20华盛顿峰会上中国、印度、巴西等国要求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G20伦敦峰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发达国家第一次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请进会场来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匹兹堡峰会上20国集团领导人终于以书面声明宣布G20峰会机制将长期续存，除了稳定经济复苏，还将肩负设计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伟大使命。

　　话语权：这是新兴国家始终关注的起码权利之一。G20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数目相等的多边峰会。成员中有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G20的成员结构和它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将对世界经济事务有更大发言权。

　　倡议权：这是比参与权、话语权更进一步的主宰形态。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当东道主和联合国纷纷缺席，美国迟到的时候，中国主动联合基础四国发出倡议，在最后时刻，尽最大努力在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９个小时后达成了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带有共识导向的《哥本哈根协议》。

　　投票权：这是主宰权的核心部分。如果华盛顿会议上只是发展中国家提出提高国际组织投票权的诉求，那么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决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将成为现实。而在哥本哈根大会，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加的比例以及主动性作用，不难看出国际事务中发展中国家“实际投票权”的增加。

　　否决权：美国在世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有否决权，而中国则没有，匹兹堡峰会发达经济体出让了一些IMF投票权，但否决权却没有任何放松。在涉及老主宰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他们可以各种借口，轻松否决对其不利的金融改革方案。

　　哥本哈根会议表明全球治理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在各方博弈下无法得到终极回答。只要发达国家不做出让步，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施。可见国际事务和国际金融格局的重大决策权主要还掌握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

　　主导权：这是主宰权的战略部分。可以有条件地让新兴国家共享，但没有白吃的午餐。发达国家依然主导各种国际组织和峰会，从G20峰会的议程设置、文件起草和决策上就可见一斑。如中国原本希望匹兹堡峰会做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要求G20承诺即使是符合WTO原则的贸易救济措施也要少用或慎用”。而美国在会前有意淡化贸易的话题，最后《联合声明》相应的语言被换成：“我们将对贸易和投资有不利影响的国内政策的影响降到最小，包括财政政策和支持金融业的政策。”

　　欧盟也如此，欧盟版本的匹兹堡峰会方案要求先谈恢复增长、其次谈金融监管、第三谈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最后谈气候变化。中国版本则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放在首位，接着是经济挑战，然后是气候变化，金融监管放在最后。而《联合声明》基本采纳了欧盟版本的顺序。

　　总之，在角逐金融主宰权的舞台上，剧本不断被重写，导演不断在重来。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从经济危机到气候危机；从美国到英国，从中国到印度，主宰世界的焦点在转换，舞台的名角在轮番。

　　与以往不同的是，剧场不断在重换，观众不断在重复，从金融舞台到气候舞台。从美国的政治首府华盛顿到老牌的金融中心伦敦，从传统产业新城匹兹堡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从堂皇会场到临时大厅，谁在主宰全球金融的现在与未来？谁将获得最终的掌声？

　　3、中国：主动金融战略下的新平衡

　　1992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写入决议时，中国已经确立了角逐全球金融制高点的国家战略。

　　2009年，是中国主动金融战略充分展示的一年。主动金融是大战略，韬养处世是大谋略。在全球金融舞台，风险随时发生，机会稍纵即逝，需要眼光、勇气与胆魄。从被动金融过国家转向主动金融国家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渡，而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博弈。每个转型的结点都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胆魄、实力与速度的超级竞争，是一个经济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必须迈过的一道道门槛。多年来，全球各国因低通胀、高增长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成功，而滋长了一种自命不凡的危险之风。金融海啸清醒了世界。这对发展中的中国特别有益：我们千万不能自信增长时缺乏应有的冷静与思维，千万不能在流动性充足时以“不差钱”自居而乐极生悲。有一位日本资深学者兼金融专家告诉我，日元危机真正使他懂得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冷静与虚怀之重要。他特别引用了中国名言：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乃知也。

　　当今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参与或共同主宰全球金融，无疑是不能稳定与主宰本国经济与社会的。中国从华盛顿峰会上的参与权，到伦敦、匹兹堡峰会的话语权，以及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倡议权，显示了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的全方面驾驭能力，中国已经主动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三、2010：多元主宰与多重危机的再平衡

　　1、多元主宰大势所趋

　　两年前，我在提出“谁将主宰全球金融的未来”的思路时，曾明确提出了主宰者的多元化趋势：从主宰的国别来看，包括美国而非限于美国，包括欧盟而非局限于欧盟，包括中国而非限于中国，对日本与东亚、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从主宰的货币体系看，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日元等而又非限于某单一货币。两年来国际金融风云变幻表明，这一趋势复杂交替地进行着，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在多元主宰趋势中，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将在2010年的金融与贸易领域经受更加深入的考验。

　　美元贬值与人民币汇率以及贸易不平衡似乎是中美双方始终绕不过的坎。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双方互为对方的第二大和第三大的贸易伙伴。随着后危机时期各种矛盾的激化与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美间在双边金融贸易及全球金融主宰上的合作、博弈与冲突，均将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既要防止误入西方近年来创导的多边主义“国际机制”（其实质是隐藏更深的西方中心论金融霸权）圈套，又要吸取日本当年国内盲目乐观、国际盲从美国改革金融，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化、经济长期衰退的教训，还要警惕类似南美、中东等国金融危机背后的国际陷阱，在一场更为激烈与深化的主宰角逐中成为成熟与稳健的胜者。

　　2、多重危机依然存在

　　随着人类惯有的金融危机健忘症与经济危机厌恶症，2009年全球媒体、论坛、及人们日常话题中，“复苏”与“通胀”等关键词以及对2010年的复苏预期充斥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中。然后，笔者认为：2010年全球多重危机的倾向依然存在，尤其是要警惕以欧美为主的债务危机和以美元为先导的货币危机以各种形式转嫁世界。

　　12月8日穆迪警告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如果其公共债务水平不降低，则同样存在遭到主权信用评级调降的危险，其中，美国可能于2013年失去AAA信用评级，成为债务危机第一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之一是债务危机，而十多年后在英美发达国家中重演，是非常值得关注与警觉的。

　　尤其就美国这样的举债大户来说，持续的赤字可能引发外界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担忧，促使资金大量流出美国。美元在未来可能持续贬值，甚至出现“无序下跌”，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危机。一场酝酿已久的货币危机可能会在未来一两年内爆发或迅速转嫁。

　　3、警惕金融保护主义

　　2009年在两次G20峰会与哥本哈根大会的世界平台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的高调与台下各国言行不一行为，将全球的贸易战、气候战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而2010年我们则特别要警惕各国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退出时，将掀起金融保护主义及争端。围绕着主宰国退出的时间、条件、一致动与单独行动的冲突，全球金融、贸易、经济、社会的各种矛盾将交叉重叠，难怪有西方经济学家岁末叹息：2010年没有什么可指望的。可以预测，在2010年加拿大和韩国举办的G20峰会上，经济复苏对策与全球金融的主宰权将成为多重危机中再平衡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