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8日，28岁的吴英以“集资诈骗罪”的罪名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年前她上诉，提出五项理由主张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不论二审结果如何，吴英一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市场制度似乎也被判处死刑了。

为什么这么说？浙江尤其是钱塘江以南，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市场秩序发育最为健全的地区，最逼近经济市场体制。相形之下，上海、北京之类的大都市，虽然得益于寻租制度而聚集大量财富，市场制度的因素其实非常微弱。

江浙地区的市场体制之所以较为健全，与其文化有极大关系。此地本来就有较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根底，由私人产权和自由竞争所构成的市场体制，向来相当健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地区较少受到自上而下构建的集中计划经济体系的扭曲，企业家心智也较少受到污染。因此，民众对于私人产权、自由竞争等市场制度还有比较全面的记忆，并且，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由于这些先天优势，上世纪80年代外部的控制松动之后，市场就率先在这里自发地恢复、发育、壮大。最初可能经历了一些新生的混乱与阵痛，企业家精神似乎向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但很快，那里较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同步复苏。它们把新生的市场体系包裹起来，为人们的交换与合作活动提供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规则与执行体系。这样，企业家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致力于创新产品、改善服务，以及创新制度。

民间金融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在这里，民间金融家继承了很多传统的制度，同时也创新了一些制度，为迫切需要资金的工业、商业企业家提供资金和服务。这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价格可能高于官方价格，但是，这种交易是双方情愿的。当地社会也发展出了执行合同、契约的有效机制，从而确保了民间金融市场的稳定。实证研究可以证实，其风险控制能力与稳定性，不亚于非民间的金融市场。

正是靠着这些制度，靠着相对健全的市场制度框架，三十年过去，这里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最可贵的是，因为有这一制度框架的规范，这里的财富增长过程是相对公平的，不像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这个地区，积聚增加的财富也没有像中部省份一样，全面冲毁乡村社会的文化秩序，因为，人们创造财富的过程，本来就是在其已有的、相对健全的文化、社会秩序之中进行的，财富反而在巩固这种文化、社会秩序，或者为其正常演进提供资源。

这就是市场体系发育的经典模型，不论英国、美国，还是日本、印度，构成市场日常运转之无数细微制度，都是草根企业家在日常的交易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如哈耶克所说，市场乃是一种典型的自生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些创新或者变成非正规的惯例，以司法或立法等方式变成正规的法律，从而积累成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市场制度。重要的是，企业家是与这个市场同时发育的。

如果政府确实期待中国出现健全的市场秩序，那么，就应当以肯定的态度看待民间企业家自发创造出来的种种制度。对于类似吴英这样已经局部形成了民间市场秩序，政府完全可以创造一种宽松环境，让这种秩序向外扩展。当然，那里的企业家们的行为中可能确实存在问题，那应当首先让当地的规则执行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当事人需要市场规则之外的救济，而申诉金融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后者当然应向其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

但长期以来，政府监管部门不承认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权利，也否认企业家有创新制度的自由，对于民间金融持否定、打压态度。在吴英案件及其死刑判决后面，可以看到这种理念。判处吴英死刑，究竟在维护市场秩序，还是破坏市场秩序？那里的金融场所本来就有两个，民间的与官方的。这两个金融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立的，吴英所在的民间金融市场秩序是否遭到破坏，应当由那个市场中人来判断，金融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审慎。

强硬地以强制性权力介入民间金融市场，到头来恐怕只是扰乱这个自发形成的、本来有秩序的市场，诱导更多机会主义。法院一审判处吴英死刑，是否也意味着民间金融市场会被判处死刑，若是，显然绝非明智之举。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