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改变产权结构和调控方式

　　《21世纪》：按照一般的说法，从1978年至今，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请回顾一下这5次宏观调控的起因和经过。

　　施建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第一次是1977年-1981年，起因是中央政府发动“洋跃进”，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出现较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由此造成投资和消费过热；第二次是1982年-1986年，起因是“拨改贷”和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攀比，造成信贷、投资和消费急剧扩张；第三次是1987年-1990年，起因是上一次宏观调控不够彻底，以及1988年实行的价格改革，导致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第四次是1991年-2002年，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地方政府突破了中央控制，开发区热与房地产热在全国蔓延；第五次就是2003年以来的本次经济周期和相应的宏观调控，起因和发展过程大家都比较清楚。

　　《21世纪》：可以说，这5次宏观调控是与改革同步进行的，那么，改革与宏观调控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施建淮：一般来说，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的时期出台改革措施是恰当的。但是如果改革的滞后已经对经济效率和长期增长造成显著制约时，那就不应该为宏观调控而拖延改革。虽然当前经济过热态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控制通货膨胀成为当前和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资源价格市场化的改革仍应该按计划推进。当然，需要控制好改革的力度和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承受力，配合运用财政政策缓和改革的冲击度，避免1987年-1990年那轮价格改革的失误。

　　《21世纪》：那改革又给宏观调控带来了哪些变化？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到1992年“南方讲话”的时候，经济增长中还带有很大的行政性。国企的比重还比较大，银行贷款主要是面向国企，对非国企的贷款大约只占20%左右。那个时候，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仅占不到50%，但是在投资方面，因为有政府支持，它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银行贷款，非国有企业没法与之相比。但是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调整，从体制上来说，是向更深入的市场化迈进，特别是在十五大以后，进入到产权改革的层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更迅速了。而且，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外资大量进入使产权结构变化更快。

　　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只有本轮经济增长是一个典型的、全面的市场化过程，因为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比如，产权制度变化导致分配关系变化，进而导致中国经济最终从短缺型向过剩型经济转变，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短缺，现在不管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不短缺，而且还有着明显的过剩。

　　这个背景的变化，导致经济指标的含义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增长我概括为“123格局”，即当GDP增长在10%以上、出口增长率在20%左右、投资增长率在30%左右的时候，我们肯定就面临一次调整，原因在于我们的基础产业瓶颈会越来越严重，能源、原材料、交通都承受不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连续四年GDP增长率在10%以上，投资、出口全是高水平，除了2004年稍微紧张了一下，之后三年，不管是能源、交通、原材料还是外汇储备都没有瓶颈，所以现在的经济要用“高增长低通胀”来表述。高增长是因为储蓄多，给投资提供了一个丰沛的源泉，而低通胀是因为我们面临全面过剩。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的经济增长开始改变宏观经济的主要参数，它使我们在分析经济数据时，所得出来的结论跟过去不一样。

　　《21世纪》：改革导致产权结构发生变化，这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有什么影响？

　　王建：以前我们调控的对象主要是国企，是政府的企业，我们可以用行政命令来改变它的生产经营。但现在不同，面对市场化的企业主体，下命令的方式就行不通了。现在投资来源是多元化的，贷款在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大约只占30%-40%。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资金来源和渠道多元化之后，企业会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投资项目，政府说话往往不管事。当然，这里边还掺杂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歧，中央想紧缩，地方不想紧缩，支持企业再上项目。调控对象不一样了，在调控的时候就得用市场化的手段，像土地就是比较市场化的一种手段，它不属于行政命令，即使在市场化国家，土地也得经过政府批准，并不是只有我们中国是这样。

　　施建淮：早先的调控主要是行政手段，如以控制新开工项目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强化物价管理，延后出台新涨价措施，设置开发区审批权限，限制土地供应，控制信贷投放规模等。最近的调控手段开始更多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加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出口退税率等，2003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回收市场的流通性。总的说来，行政手段虽然对给经济降温是有效的，但往往也会给经济造成伤害，加大经济波动。

　　未来宏观调控的重点

　　《21世纪》：1978年-1981年经济周期中，扩张和收缩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因为改革进程中的放权让利，在后几轮经济周期中，扩张的主体变成了地方政府。这种判断是否准确？

　　王建：这个判断不准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主，这样的说法本身不科学，只能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是把政府作为一个扩张主体，这是不对的，扩张是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只能说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不一样的利益主体，那么地方政府有可能在鼓励企业投资方面更为积极。

　　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也只有有限的影响力。地方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就得鼓励本地企业投资和生产，它才能多收税，所以它对企业的增长肯定是支持的。从这点来说，中央想紧缩，地方想发展，这里是有矛盾。但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同样面临着刚才我讲的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问题，它不是你政府的企业，你想让它去投资，它不见得投资；你不想让它投资，它却可能要投资。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共同的背景。因为企业的主体是非国有的，我们用行政的办法就不那么好管。

　　《21世纪》：能不能说，调控手段逐步从行政手段向市场方式转变？那么，未来调控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施建淮：确实如此。正像我们前面指出的，宏观调控的手段正在逐步从行政手段向市场化的手段方向转变，像货币政策中的利率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正在替代信贷规模控制，可以预计明年以后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会逐步淡出，利率政策会得到更多的运用，当然这要看央行是否下决心让人民币汇率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去决定。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逐步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建：现在的宏观调控在三个基本方面发生了变化：总量过剩、调控对象改变和全球化背景。所以政府像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来控制经济就行不通了，你认为你有很强大的力量，但实际上你现在的力量已经不那么强大了。比如现在的房地产热、股市热，为什么调不下来？因为股价、房价下降不符合企业的利益，企业就要抵制。

　　可以说，过去我们治热有办法，治冷就没那么有效。没有市场热点的时候，企业就不投入，政府又不能指令企业去做事。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调控重点要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剩。另外，对政府的能力一定要重新认识，不是说你想把经济热潮压下去就能压下去，你想让经济热潮起来就能起来，我们要更多地考虑用市场化的办法去解决它，我们需要考虑宏观调控有哪些新手段。货币政策的那些工具——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准备金率、窗口指导——现在哪些更为有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21世纪》：始自2003年下半年的当次宏观调控，可以说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前4次调控，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而这一次调控，经济增速却是不降反升，通货膨胀也有反复，原因是什么？

　　王建：国际背景的变化导致货币政策失效。过去的货币投放是按照经济增长需要来安排的，现在变成了被动投放，货币政策不独立了，新的全球化浪潮推进的速度有多快，我们的贸易顺差拉得有多大，热钱吸纳有多少，我们就会投放多少基础货币。这就是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利率手段用得越来越少，而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的方式用得比较多的原因。

　　施建淮：的确，2003年以来的这轮调控不仅周期长而且成效不太明显。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经济周期的冲击和传导机制与以往有所不同。冲击源是外部经济，而我们政策当局还按照封闭经济的政策思路调控经济，成效不太明显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