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中国银监会在其网站上表示，商业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资本后续补充机制、中长期资本补充规划和商业发展规划”，否则银监会“将在市场准入、对外投资、增设机构、业务扩张等方面予以限制”。同时，银监会否认了“银监会将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规模控制以及对大型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至13%”的传言。

　　这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因为尽管银监会没有明确界定资本充足率的最新标准，但已经在暗示商业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都高于8%的监管红线，而且，工行、中行和建行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或超过了12%,，银监会依然忧心忡忡，这体现了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未来坏账风险的担忧。但控制新增贷款、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恐怕也难以阻挡中国银行业新一轮坏账潮的到来。

　　目前看来，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水平似乎还算良好。根据银监会的最新数据，截至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例延续着“双降”的态势，特别是不良贷款比例从一季度末的2.04%下降到了三季度末的1.66%。但是，不良贷款比例的大幅下降有可能是因为贷款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分母大了，在统计意义上降低了不良贷款比例。比如，相比一季度末，三季度末的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了8%左右，但不良贷款比例却下降了19%左右。

　　另外，尽管不良贷款余额也在下降，但今年银行放出的贷款其风险还没有开始暴露，商业银行可能也没有将贷款准确分类。特别是发放给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暂时可能是安全的，但未来的3-5年极有可能转化为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等不良贷款。这也是银监会周一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注意“大额风险集中度和贷款分类准确度”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业曾经吞下过把贷款集中投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苦果。从当时的经验来看，新增贷款在头一年大量增加后，为了弥补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都很难真正收紧，这也是银监会目前想控制新增贷款规模但很难奏效的原因。项目完工后，银行的坏账风险就开始暴露。虽然各方对上一轮银行坏账的具体数额各方估算不同，但保守的估计也在三万亿以上，占当时GDP的30%左右。

　　于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先后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商业银行1.4万亿不良资产，但是仍未遏制不良贷款的蔓延和资本充足率的不足，于是又采取了用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这种“中国特色”的办法，最终通过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制，把商业银行包装上市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金的不足。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期间的一些手段已经突破了当时法律的界限（比如用外汇储备注资商业银行）。而且，从实践来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只收回了20-30%的不良贷款，大量的不良贷款都是通过财政补贴和央行增发货币解决掉的。

　　对照当下，尽管以工行、中行和建行为首的商业银行通过上市相对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取向也更加商业化，但政府的行政指令仍然起主导作用。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当时引进的“战略投资者”演变成了“战略投机者”， 解禁期一到就纷纷减持。它们并未真正参与并帮助中国的银行提高公司治理，却享受到了中国政府“包装”和“美化”商业银行带来的红利。

　　这意味着此前滋生银行坏账的土壤并未得到有效治理，今年迄今为止投放出的近9万亿银行贷款绝大部分还是涌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拿钱修铁路和修公路，特别是修一些有重复建设或政绩工程嫌疑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国有企业拿钱或者盲目扩大产能，或者争当地王，这都给日后银行业的坏账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虽然，银监会正在催促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但能否覆盖未来的不良贷款还很难说。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符合监管标准就是镜鉴。而且，目前看来，许多上市银行正准备从股市再融资来解决燃眉之急，这是上一轮银行坏账潮时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这同国家财政埋单唯一的区别是财政埋单是由所有人承担，但再融资是由股民承担，但股民或许不愿意埋单，这可能也是昨日中国股市大跌的原因。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