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对于金融业，当今世界已然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困惑时代。一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还看不到停止上涨的势头，据测算，如果考虑各种真实情况，美国失业率实已高达11%，而不是政府公布的9.8%。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则以较快的速度恢复，道·琼斯指数重上万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市场泡沫似乎正在重新被吹起。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有人预计，伦敦金融城今年奖金水平将增长50%。对照真是太强烈。

　　绝大多数公众都清楚，金融业的复苏和收入大幅增长，是以过去一年多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市场国家支付了巨额公共财政资金和大量印发钞票为代价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发达经济体用于救助金融机构的支出，包括注资、购买资产、直接提供流动性和担保等，已相当于其GDP的30%，也就难怪，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行政监管层，抑或是全球主要政治层面，对金融机构的薪酬和奖金发放，一片口诛笔伐声。

　　仅从经济角度看，只有实体经济有了快速健康增长，才能有金融业的相应增长。而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结果，不应仅仅体现为资本投资收益的上升，还应体现为工人收入的增长。但过去十多年来，不论是发达还是新兴经济体，产业工人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至少相比金融资本收益和金融从业人员，要少得多。更离奇的是，金融业越来越成了实体经济状况的决定者，金融市场与金融业越来越成为脱离实体经济的空转领域，结果则是越来越频繁的资产市场泡沫的膨胀和破灭。当伴随泡沫破灭而起的金融危机发生时，塌陷的金融业便将实体经济拖入衰退甚至萧条。为了抑制危机，政府无不首先出手救助金融业，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将首要目标放在实体经济上。在经济学分析上，也就体现为，预测和判断经济形势的核心是看金融市场与金融业的状况。这似乎将经济决定金融的法则给颠倒了。

　　然而，法则毕竟是法则，颠倒了就会受到惩罚。每隔三五年来一次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惩罚的体现。当然，在金融市场膨胀的过程中，由流动性泛滥和财富效应所促成的过度投资与过度消费，也会使实体经济得到暂时的刺激和兴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类社会日渐难以摆脱这种兴奋和惩罚往复循环的怪圈。过去两年多来的金融危机，还使金融业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但无论如何强调“去杠杆化”的重要性，现实情况很可能是，金融机构仍将维持高杠杆率。眼下正在快速攀升的资产市场，又使金融机构重新擎起高杠杆的魔棒。撇开PE、对冲基金这样的机构不讲，仅就作为金融业基础性机构的商业银行看，公认的8%的资本充足率，也使其杠杆率达到12.5倍，这无论是哪个实体产业领域的企业都难以比拟的。在泡沫膨胀过程中，这些机构控制者的资本收益率，将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实体企业，就更不用说那些杠杆率远比商业银行高的其他金融机构了。而在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时，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机构，所具有的庞大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使其永远能依偎于政府首先救助的怀抱中，亦即，损失是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

　　更成问题的是，政府越来越难以摆脱救助金融机构的责任。究其根源，在于现代货币制度。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法定货币”制度，意味着货币的发行与创造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体系，银行实质上是国家专断产品的垄断经营者。如果这种制度下的货币数量是可控的，政府能够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及其货币需求，并据此控制货币数量，使之与经济运行要求相符，也许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运营不会出现剧烈波动，政府救助的需要就不大。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政府对其连同银行发行与创造的货币量，达不到随其所愿的控制，更不可能对经济形势及其货币需求做出及时准确判断。危机的发生，以及银行经营的剧烈波动，于是就在所难免。当专营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货币的银行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时，政府怎么能摆脱救助责任？而这种救助，是以牺牲绝大多数公众利益、有利于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极不对称的方式体现出来。这又越来越制造和助长着不公平与不合理，撕裂着社会的和谐。

　　现实就是如此，只要现有货币制度继续存在并发挥效力，那种“金融纾困必须‘下不为例’”的愿望，就难以实现，金融机构高杠杆率也就很难解除，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颠倒恐怕还会越来越严重。（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