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一件事情如何联系到另一事情的学问。没错，你邻居的行为举止深刻影响着你的物业价值，反之亦然。如果这令你费解，想象一下，利率、通胀、银根、储蓄、贸易顺差、逆差、GDP、CPI、PPI、GDP、国民储蓄、政府财政、汇率、外汇储备、资本市场、生活水平，所有这些在网上经济学词典里能找到的2000多个名词无不一一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这种复杂性，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希勒和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中指出，“困扰了很多大学生，让他们早早放弃这门行当。”因为经济学文句能把人转得似懂非懂，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学家简·考林斯提醒公众应该学点经济学，为的是“不被经济学家所蒙蔽”。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学问一流之外，还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专栏文章频繁见报不提，他的博客几乎每天都有新东西。唯一的例外是今年5月来华期间，估计是咱国人的盛情令这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其所说“有点迷失”。

　　克鲁格曼来华期间的重要话题自然是我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在来华两个月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向国际金融界和财政界提出“用超主权的货币取代美元的统治地位”，并特别指出应该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有机制下“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但是，克鲁格曼对这番主张似乎并不“感冒。”

　　就在来中国一个月前，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中用《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标题撰文回应周小川的倡议。克鲁格曼传递的信号是“这一切不会发生”。但细读克鲁格曼的文章能发现他并没有重点评论周小川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提议，而在“揭示”这番提议背后的动机——中国希望“多元化自己的外汇储备”，担心占全部储备70%的美元外汇会因贬值而受损失。

　　换言之，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失误而落入了“美元陷阱”。从一个侧面看，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元陷阱”不无形象之处，若用美元外汇买下全球整年的黄金产量，我们也只不过多元化掉国家外汇储备的5%。但是，克鲁格曼却忽略了回应更重要的话题——已经刻不容缓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在经济学里，任何事情联系任何其他一件事情，对中国来说是“美元陷阱”，对美国来说就是更严重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不过，这番讨论在今天高密度的媒体环境下很快被淹没，中美两国各自忙于眼前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更是搁置了金融体系改革的提案，直至一个星期前。

　　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有多之后，美国参议院终于揭幕了长达1100页的“全面金融改革”的立法提案，内容包括了成立多个新的监管机构，确保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机构不能再能“规模大到不能倒台，”行销证券的机构必须永久承担一定程度的相关风险。这份提案的长度和涉及面决定了美国立法机关难以实现奥巴马提出的年底前通过的目标，但是至少，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开始动手清除金融危机的根源。

　　但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哪里？就在“金融改革”提案被推出的同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策刊物之一《外交》杂志以“下一个金融挑战”的封面标题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元与赤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我记忆中，是美国舆论首次坦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造成美国政府轻易地祭出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根本”。

　　看来克鲁格曼所说的“美元陷阱”，不仅仅是中国的“美元陷阱”。

　　《美元与赤字》的作者弗雷德·博格斯登(Fred Bergsten) 是美国华盛顿的一位智库人士，现任彼得·G·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博格斯登指出，美国经济危机的病根在于美国本身，在于美国政府超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小布什在任八年间逆转了先前的财政盈余，每年近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将美国政府的借债额（内债）推到了美国GDP的60%。到了奥巴马上任，面对经济危机他不得不推出更大的赤字——2009年的15000亿美元，之前纪录的三倍！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该赤字在未来十年将维持在每年 10000亿美元之间。

　　巨额赤字的后果推动了更高的美国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美国的外债，也就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因为，巨额赤字造成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超过了美国的GDP，不足的部分需要通过贸易和收支赤字来补充。如果这个趋势不加遏制，美国的外债额将到惊人程度。

　　博格斯登所在的彼得·G·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到2030年，美国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将达到每年3万亿美元，先前纪录的四倍！相当于美国年GDP的8%。如果这个数字还不够吓人，同一机构的测算，到2030年美国政府的外债额将从目前的5万亿美元涨到5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年2.5万亿美元，7%的GDP将用于偿还外债引发的利息。

　　博格斯登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是，让美元逐步地贬值，这有助于美国政府和国民逐步改掉先前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收缩美国的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事实上，美国最近几任财长都在悄悄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前财长约翰·斯诺称之为“全球重新定价过程（global repricing process）”，不过同时又号称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安抚美国公众。前不久，现任财长盖特纳重复了“强势美元”的论调，而美元却在同步下滑。承上启下，大家可以猜到美国财长们的真实纲领。

　　博格斯登在此政策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他指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逐步弱化的角色也有助美国利益，协助美元的逐步贬值，实现收缩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的目标。“美元的国际角色造成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使美国能让自己的美元汇率保持在维护美国经济繁荣和稳定的水平上。这是因为，美元汇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用美元干预国际货币市场以保持自身汇率目标水平的结果：通过弱化自己的货币以保持贸易竞争力从而推动了美元价值到高估的水平。”

　　换言之，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给美国构造了一个“美元陷阱”。

　　博格斯登认为，国际货币组织可以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作用。对比前文，读者不难发现这是谁最近的想法。博格斯登文中没有说出这是周小川在今年三月的提议，但他指出一个核心问题，只要美元还是储备货币，各国积累美元的唯一办法就是维持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加大美元逐步贬值的难度。 SDR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外汇授信额度的作用，各贸易国可以根据自身贸易需要动态提取和偿还，而不再需要堆积巨额的美元储备。

　　事实上，就在周小川今年三月的提议后，G-20成员国在四月达成协议构造2500亿美元的SDR。博格斯登指出，G-20应该将SDR在未来五年逐步增加到10000亿美元。

　　金融危机一年之后，美国终于迈出了积极步伐——推出了全面改革金融监管的议案、众议院通过了彻底改革低效而浪费惊人医疗体制的议案、美国继续推行美元重新定价过程、美国明智人士与国际财政界对变革美元统治地位的意识开始同步。

　　但美国改革的最终成败与否，取决于美国国民意识的跟进——减少个人债务、增加家庭储蓄、增强全球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是我们邻居的行为举止影响我们的物业价值，远在大洋彼岸的消费者的明智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水平变化。谁也不希望再落入“美元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