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外资形势何时见低回升。当前，应当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策着眼点是建立促进内需的长效机制和确保经济体系的内外均衡。

　　于学军博士，江苏银监局局长。2009年9月，在“保八”基本成定局的情势下，著作颇丰的他又出版了《全球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析》一书，为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下一步经济政策建言献策。“这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远见的学者经过深思之后贡献的又一政策建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维安如是评价。其实早在2008年暮春全球性金融危机酝酿爆发之前，于学军就发表了《宏观调控政策效用显现准确把握调控力度改善调控方式至关重要》，被经济学家向松祚誉为“及早预见到美元贬值即将见底、人民币升值或可暂告一段落，并力主改变宏观调控政策方向”。10月中旬，面对《董事会》记者的专访，他再次明确提出“保八”之后的应对之策。

　　现在更要居安思危

　　《董事会》：2009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江苏这方面的情况怎样？

　　于学军：江苏是一个经济大省，各项经济指标都是名列前茅。广东是绝对第一，接下来是山东和江苏；而江苏除了GDP以外，大部分指标都在山东前面。我们的贷款第一季度增量非常大，占了全国差不多1/8的比例。前9个月，江苏信贷投放8769亿元，仍在国内排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实际上，最近两个月贷款增加不是很猛，政策开始有所控制。这些信贷投放，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今年信贷投放的主要特点。总体而言，由于江苏经济基础比较好，政府相对理性并且控制能力比较强，这一部分贷款风险可控。不过，在当前大干快上的一片热潮中，我们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绝不能放弃基本的调控与监管要求，而应预防潜在的风险。

　　《董事会》：您的意思是，面对现在稍好的形势更要居安思危？

　　于学军：从1—9月的数据看，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然而初春乍暖还寒，真正转暖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国经济连续近六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持续高增长的外贸出口；外贸出口不仅体现为本身在外需拉动上的作用，还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的国内需求，一外一里，一明一暗，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因此，外贸形势何时见底回升已成为我国经济形势能否好转的一个关键变量。尽管9月外贸出口环比增长了11.8％，但如果外贸形势得不到彻底好转，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造成整个经济运行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彻底摆脱困局仍面临难度。

　　从全球视野分析，眼下我们还面临着一种威胁或危险，即2.2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只要美元巨幅贬值，就意味着中国人用辛勤劳动换来的血汗钱将付之东流，预计此类情况迟早会发生。

　　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巨额外储将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释放出更多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危若累卵，无论哪个环节破裂，都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因此，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越来越不平衡，并难以为继。另外一种情况刚刚提到过，如果外贸出口受阻，引进外资下降，外储增长停滞，按照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困难等问题。因此，从长计议，我们从现在起就需要积极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

　　《董事会》：眼下，政府大手笔的公共性投入、银行天量信贷的接连出现，似乎并未换来民间私人投资的兴起，这样的“一头热”会否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难以收拾的资产泡沫？

　　于学军：我们目前的做法是政府出面大规模地组织投资活动，以拉动经济增长；好在我国储蓄率高并且社会流动性充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操作的资源和条件。但这同时将会带来系列问题：一是这种投入的资源必定有限，若外围市场环境短期内难有好转，外贸出口持续不畅，那么长期投资的难度必然加大；二是这种投入许多似乎是硬性做出的，难以全部有机地融入到整体经济发展中去，又由各级政府的平台公司运作，低效、浪费在所难免；三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集中和占用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必然会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看，可能出现严重“后遗症”，甚至会出现财政的债务负担过重、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等问题，并且可能面临投资项目无以为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局面，给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带来负面冲击。政府投资应适可而止，不是越大越好。

　　“保八”后的应对之策

　　《董事会》：今年看来增长“保八”无虞，那么“保八”之后的明后年如何抵御可能的经济滑坡风险？

　　于学军 ：我认为，应当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策着眼点是建立促进内需的长效机制和确保经济体系的内外均衡。这包括六个方面：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经济增长目标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利率自由化，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7年美、日、德、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均在60％以上，美国逾82％，而中国只有46.6％。这表明中国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有一半以上并未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政府、垄断机构等集中和消耗掉了。这就是中国启动内需的困难所在。表面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深彻改革，打破行政控制和垄断的权力结构，坚持市场化取向，实现“去行政化”。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重点突破两个堡垒：一是打破行政或行业的垄断行为，主要体现在国有体制下对石油、电力、交运、通讯、金融、文化等行业的垄断经营；二是进一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

　　《董事会》：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系在偏低的6.83：1的水平，您指的汇率均衡是否可理解为应大幅度对美元升值？

　　于学军：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然生乱。金融海啸的突然爆发，使得人民币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市场均衡汇率，对我们很有利。

　　然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行，美元开始重新泛滥，一旦再次跌入贬值通道，人民币将面临升值压力，这种棘手的情况下应如何应对？我的建议是：即使中国仍面临出口困难，即使经济增长的压力暂时不减，中国仍要敢于将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适当脱离美元而更多参照欧元等其他所谓的“一篮子”货币。外贸出口的困难，可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予以解决，但也要适度。这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外贸出口并延续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发展，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国内资产形成严重泡沫。

　　《董事会》：促进内需的机制方面，利率自由化是关键的一步，但人们印象中这一块似乎说得多做得少。

　　于学军：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的早却行动慢，说得多却做得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银行等金融机构至今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而社会资金又由其完全垄断，其价格又未实行市场化，资金市场便无法出清，制造出计划经济才有的紧缺现象，造成我国金融业发展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局面，过度的是大城市、大企业、大客户、股市、楼市，不足的是中小企业、县域、“三农”服务等。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以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实行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长期以来我们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上总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显得信心不足、举棋不定。但此事可能并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因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做到，为何唯独我们不能呢？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改革条件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勇敢突破的时候了。如果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甚至是一句空话。

　　《董事会》：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呼声很高，江苏银行业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于学军：中央、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银监系统从去年到今年也想了很多办法，多管齐下、全力以赴。目前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效果很明显，中小企业贷款难已经从最困难的低谷走出来，正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去年经过大半年的调研，出台了一个指导意见，基本上把银监会关于建立小企业信贷的“六项机制”和江苏省里的好经验、好办法都体现出来了。今年又要求每家银行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小企业信贷事业部，条线专门分开，目前大部分银行已实行。像招商银行设在苏州的企业小贷中心，已在江苏全省设了37个网点，投放约16亿元贷款，全年希望投放30亿—50亿；江苏建行在实践中搞了一套小贷模型；其他银行的信贷在转向中小企业过程中，也都有一些好的做法。我们还专门创设了一个机制，出台银行服务中小企业考核办法，对商业银行进行指标考评、定期通报，今年有1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受到奖励。最近，我们还与省中小企业局合作，开辟专网，解决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沟通配对的问题。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有明显的好转。

　　《董事会》：众所周知，江苏的农村金融颇有特色，后危机时期，“三农”服务方面有何创新举措？

　　于学军：在“三农”服务方面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基本可归结为不断培育涉农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鼓励跨域良性竞争，构建多层次涉农服务体系。我感觉，中国农村金融难题可能在江苏率先得到破解。

　　近几年，江苏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正向着整体做大做强的方向发展,目前有30多家农商行和农合行，整体规模在全国领先，很有竞争力。

　　南北对接、组团式、全覆盖是江苏的一个特色做法。例如，我们引导苏南的8家农商行组团到宿迁和淮安设立异地支行，每家农商行在县一级设立1家支行，并在其他重点乡镇一级设立5—6家网点，以打破当地金融机构独家经营的格局。这样县域至少有两个市场竞争主体；几家一块来，县域一次性地全覆盖。苏南农商行给苏北带来了资金、管理、技术、理念，解决了市场竞争主体不足的问题，估计再有半年，宿迁和淮安就可以显现出效果，下一步我们准备解决盐城和连云港。

　　在涉农金融服务层次上，现在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农信机构为主，加上农行、邮政储蓄银行、农发行、江苏银行等，多类型机构共同做这块业务，农村金融市场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举措实施后可以预计，“三农”金融服务肯定会改善，利率会有所下降。

　　法人治理环境尚待改善

　　《董事会》：金融业放松管制意味着银行现有的治理、经营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以适应可能的新环境。正如刘明康主席所言，“现在是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您对此有何理解？

　　于学军：法人治理在中国很多时候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体会的。

　　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客观上银行、国有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对其管理不是从银行、企业的理念出发，按利润、价值最大化来安排，而更多时候是将其行政化，例如高管聘用仍按照干部统一安排，没有竞争意识。因此，我觉得，在中国法人治理最大的问题正来自这个方面。

　　我在深圳工作过18年，任职时处理过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还有深圳市国际投资公司重组改制事宜。这三家机构原来都在市政府手里，面对开放的市场，面对香港的信息和理念冲击，深圳市政府千方百计要把它们卖出去。像深发展，最初准备卖给中信，当时市里很多老领导反对，那届市领导不敢拍板，五六年后卖给新桥时反对的人少了。这是因为政府高层逐渐形成了共识，把其中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卖掉后，体制变了，法人结构变了，治理结构改变了，很多法人治理中的东西自然就改变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还会面临银行的内部治理问题，例如董事会成员的搭配怎样科学合理有效，董事会下面又有高管层，这是一系列的动态问题，且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状况，只要能达到合理、和谐、发展就可以。

　　银监会成立这么些年，对法人治理的要求，包括对银行高管人员的资格审查、素质要求其实有很大进步。在江苏，我们对法人机构的监管甚至管到董事，董事每年都要述职，包括每年开了多少会，每次发言的内容，这些我们都要管。一年下来考核，如果有点不够格，这个董事就要换人，在这方面监管部门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总体看，江苏银行业的治理正在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中。

　　《董事会》：作为工业强省、信贷大省，江苏这几年金融业的发展和治理对其他地方有何借鉴？

　　于学军：现在是江苏金融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我觉得江苏金融最大的特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江苏农信机构在全国确实是好的，尤其是苏南的农商行，法人治理、管理水平还有发展规模都不错。南北对接、县域覆盖、跨省设点最有特色，且有文章可做。倘若再推行一年时间，这些机构发展得更强更大，进而再有几家上市，就更不得了。二是江苏银行、南京银行、长江商业银行这三家城商行变化也很大。江苏银行在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稳健发展，目前正在增加资本金，股权结构也有所改变，正积极准备上市。连同已经上市的南京银行，两家银行还有一个变化是异地拓展，年底江苏银行将在72县实现全覆盖。

　　此外，我们大幅度、大规模地引进了包括菲律宾首都银行（第一家外资法人机构）在内的一些中外资银行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近几年进步也很大。

　　江苏金融业的资产质量、效益指标也是大幅度提高。近两年连续实现了“双降”，上半年江苏银行业的不良率第一次降到2％以下，为1.98％，不良额也减少了4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