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制度作为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一个重要举措，并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其最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为化解全球危机所承担的责任和作出的努力，是全球主要国家或G20这样的全球性合作机制为化解危机所作出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在人民币结算制度的初始阶段，其首要的吸引力在于人民币广泛地用于进出口活动，人民币已经具备这样的重要条件，但在监管上应该采取有序的步骤和措施，有效防止过度放开导致人民币结算的失衡，这应该是人民币结算制度最核心的问题。

　　新兴货币重要的国际责任

　　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现在，汇率市场的过度波动已经产生了显着的相反作用，这种相反作用进一步演化至宏观经济的不同领域，出现了一些国家非常显着的经济增长波动现象，未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否维持回稳上升的趋势，并没有足够的保证和稳定的预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在初步回升波动的过程中，仍会促动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反复和汇率急剧波动，并最终传递至全球贸易活动中，使全球贸易经济领域的对抗和竞争更趋激烈，而这些变化最终还会集中反映到汇率政策和外汇市场。因此，在全球性危机的过程中能够维护本币汇率相对稳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汇率政策最大的成功，也是这样的国家有效地化解全球危机的重要贡献，这种国际责任是无可复制的。

　　汇率稳定、抗波动的这种现实，必然会促使这种货币作为商业储备货币的潜在价值大幅上升，不仅是人民币如此，巴西雷亚尔的这种属性在整个金融危机过程中也十分突出，而且巴西作为全球重要的、和领先的商品国家，雷亚尔所具有的商品货币属性更多地反映在其商业储备的价值上。实际上，总体而言新兴货币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角度已经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其稳定性、抗波动性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实质弹性，构成了新兴货币更进一步承担国际责任，化解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基础。这也成为G20这样的国际机制的重要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有更进一步地共同努力化解危机的共识，实际上，新兴货币的国际化时代已经提前来临，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样的国际化路径。

　　稳步推进人民币结算制度

　　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制度来看，人民币要适应其商业储备价值上升、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就要在未来完成一个人民币走出境外的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显然存在太多负面因素，特别是如果境外人民币市场过度波动更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决定了人民币结算制度的均衡化发展方向。监管部门在这样的负面因素压力下，将人民币计算制度与实际国际贸易活动一致挂钩，体现了着眼于长远国际化和均衡国际化的谨慎监管立场。因此，人民币结算制度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和完善国际结算框架体系，并最有效地消除市场过度波动的预期和潜在负面因素。这种前景之下，人民币结算制度的发展过程并非局限于特定阶段中总量和规模的增长，首要的评价指标还是要着眼于汇率水平是否稳定均衡。

　　与巴西货币雷亚尔相比，人民币的商品货币属性并不更高，或者说人民币具有更均衡的货币属性，也要求有更稳定均衡的汇率水平和波动弹性。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后续阶段，人民币汇率平大幅上升或下降，都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经济总量出现急剧波动，这不仅是对中国、更是对全球和欧美国家经济复苏的沉重压力。实际上，人民币更为均衡的货币属性和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的现实，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应该是均衡的，稳步推动人民币结算制度发展，是中国在调控全球失衡和化解金融危机中的重要努力；也是全球各国协调合作、修缮金融经济、改良经济秩序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是金融危机推动全球多元结算发展的一个显着结果。在多元结算发展的方向，不仅新兴国家正承担重要的责任，欧美发达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趋势，除去着眼于消化当下庞大的不良资产和债务压力之外，未来新兴国家发展和多元化的演变，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和利益来源。

　　发挥上合组织框架作用

　　在欧美发达国家庞大的不良资产体系风险化解之前，全球金融市场体系的革新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改良是很困难的，这更多地表现为不良资产和高额债务的刚性扩张或转嫁压力。实际上，能够承担这些压力的首推新兴国家。这种博弈最终将导致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提速，这在实际上令上合组织框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横跨亚欧、联结拉美的一个区域性组织，既适应了新兴国家加快和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努力修缮全球金融经济、改良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又在地理空间和经济贸易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在解决地缘政治领域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上为深化经济金融合作、加快共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日益与“金砖四国”的发展崛起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全球多元化过程中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