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是财经媒体应提供的一项服务，而不是责任 

    《青年记者》：何总，您好！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写了篇文章《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反思财经媒体对这次金融危机预警不力的原因。您对此怎么看？财经媒体是否应有预警的责任？

    何力：我认为谈不上预警是媒体的一种责任，我更愿意说媒体应该有预警的专业水准，或者应该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因为责任是必须履行的东西，媒体的责任就是传播事实。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有能力预见到一些东西。说预警是媒体的责任，太重了。

    但是我确实认为，一个财经媒体，尤其是一个优秀的财经媒体，应该具有对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能力，包括从商业模式到宏观经济，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为它是职业的信息搜集者和传播者，对信息的掌控比较多，具有分析和前瞻的条件，所以，它应该有这样的服务能力、专业水准。

    特别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财经媒体，它是应该具有这种能力的。这和我们国内的财经媒体是有区别的。比如，如果把美国的《福布斯》、《财富》、《商业周刊》在2007、2008年的封面标题都搜集起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做的很多选题，我们在中国做不了。为什么呢？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那些话题都是在一个法律和市场经济制度很完备的社会环境里才能关注得到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期的国家，关注的问题的轻重缓急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经济来说，发展、监管、法律市场的建设等方面都很重要，但在一个完善的市场国家，可能排在第一位的是监管、法律市场，发展只是排在第二位；而在中国，发展要排在第一位。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构成经济发展的要素都一样，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的方面和媒体所关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也是“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这个问题首先由一个发达国家的财经媒体提出的原因，而且这是在问他们自己，不是问其他国家的财经媒体。

    中国的财经媒体现在还不具备预警的能力。原因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整个的经济增长、精细度、复杂度和深度，离一个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金融市场，还没有充分地发育、发达和发展，依附在它上面的信息传播者——财经媒体，自然就更弱小、更乏力了。

    《青年记者》：就是说，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度来看，中国的财经媒体还不足以具有预警金融危机的能力。看来在中国讨论这个题目有点“超前”了。

    何力：似乎是有点，因为市场本身还不是很发达。但是这个话题也提醒我们的财经媒体，今后要注重对市场的预判能力的培养。读者、观众买你的报纸、杂志，看你的节目，可是当重大的经济事件发生时，你和其他非专业的媒体看问题的深度都是一样的，就是有问题的。

    《青年记者》：那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中的财经媒体，多多少少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了。但是它们好像也做得不好。为什么？

　　何力：这个问题有点像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有人问的那个问题：美国的金融界有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流的人才，他们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样一场危机呢？观点有两种，一个是太难了。虽然从宏观上讲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是必然的，但是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很难预测的。第二个原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不大愿意去揭示风险。这两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你的这个问题。

　　如何预判某些经济现象是否具有趋势性

    《青年记者》：金融危机现在是否已经探底，下一步会否逐步回暖，不少学者也在探讨。财经媒体该怎样报道这些观点，判断一些现象是否有趋势性呢？

    何力：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常识。论专业能力，财经媒体工作者比专业人士要差，那社会为什么需要我们？因为我们具有一个优势，就是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搜集信息，去采访，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市场，去看，去思考。这样，虽然我们没有经济学家那么深厚的专业素养，但是，我们有一双眼睛，可以从常识中寻找到答案。而且，好的财经理论知识，都不是那么复杂的。比如有人说经济在复苏，是不是这样？你要去观察。你经常去一家餐馆，以前总是人满为患，现在上座率只有六成，为什么会这样？是个案还是有普遍性？你就要多画几个问号，然后得出你的结论。

    你的报道可能没有理论的依据，但是它的价值在于，你把看到的、思考的东西告诉了受众。
 
 

我国金融危机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青年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各类媒体对经济报道都更加重视了。您觉得金融危机中的经济报道做得怎么样？

    何力：不客气地说，我觉得现在的经济报道做得很差。表现在：一是人云亦云，二是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作为财经记者，要具备这样几个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发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由现在看未来的能力。但现在具备这些能力的财经记者很少。

    媒体不同于学术研究，限于版面、时间等因素，它是有截取性的，而它的传播力又很强大，如果截取的片段错误就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以一个现在财经报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例。由于专业素养的原因，我们喜欢报道一些专家、企业家的观点。在采访中，这位专家说了十句话，其中两句是错误的，八句是正确的，可我们的记者和媒体恰恰把这错误的两句给报道出来！这种现象经常发生。而财经媒体应该做到的是，专家说了十句话，其中有两句是错的，根本不能报，在剩下的八句正确的话中找出两句最正确的，把它报出来。这是财经媒体的一项基础工作，可我们总是做不好。

    《青年记者》：总是做不好，可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媒体和记者的专业素养还不够，还不能对一些观点和理论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如何进行观点的判断和筛选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何力：很难泛泛地谈该怎么做。因为今天的社会实际上是分层的，根据服务对象、读者对象的不同，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媒体。有的声称要服务于高端人群，有的则称要服务于社会大众。这样，不同媒体在表达方式、利益代表上是有差距的。

    比如党报党刊，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就要去说什么，虽然政府的政策也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地正确。所以，不同的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角色定位、服务对象、专业化程度对专家言论进行判断、筛选和过滤。

    《青年记者》：但是，即使媒体不同，对某个观点正确与否，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吧？

    何力：不一定。现在情况很复杂。举个例子来说吧。张维迎教授今年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期间发表了一个演讲，提出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之后，他与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就要不要把国营企业的股票、把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展开了唇枪舌战的辩论。财经媒体该从什么角度报道这场辩论？从事态发展的结果来看，显然张维迎的建议和预言都没有实现，确如高西庆所说的那样，事情太复杂，根本没有办法操作。这时，你可以觉得张维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从理论上讲，张维迎的这个观点也未尝不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建议。包括他讲的告别凯恩斯主义，无非也是想说，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的过多干预：金融危机不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管得太多造成的吗？如果联邦政府没有不断地调低利率，怎么会有今天的情况？所以他说要彻底地和凯恩斯主义说再见。他这个观点，是局部合理的，在他的立场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中国现在的就业问题，确实就是政府管制太多造成的。因为能扩大就业的就是服务业，制造业不可能吸纳太多的劳动力。而恰恰是服务业，无论是教育、医疗、电信、媒体，都是政府管制很多的行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认同张维迎先生的某些观点。

    作为演讲者，有时他可能会把他的观点推到极致以获得关注，但媒体不能进行更极致的表达。

    如果媒体报道“张维迎说要打倒凯恩斯主义”，那所有的人就会说，市场经济应该是由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者结合的，怎么能打倒呢？张维迎这个观点肯定是错的。但是，真的是错的吗？错得一无是处吗？他的观点中分明有合理的部分，关键是媒体有没有把那些正确的、合理的部分筛选出来给读者。

    《青年记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让经济报道的筛选和预判更有难度了。

    何力：对。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学者的观点时，要通过他历史的观点去验证，这是好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要留有余地。就是你没有必要把问题推到极致，逻辑上不要做全称判断。本来有些观点就已经偏激了，如果你再跟着偏激，那就更有问题。世界上绝大部分事物没有绝对的好和坏，都是在两极之间的一个平衡点，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点的位置也不一样。经济生活尤其如此。

    《青年记者》：但是，这个平衡点不太好找，尤其是当我们的专业素养不太够的时候。

　　何力：那就更要老老实实地去观察，报道时留有余地。

    《青年记者》：谢谢您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