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最高院对“保兑仓交易”进行的首次确认。2014年6月23日最高院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诉山东钢铁和福建旺隆等公司保兑仓业务合作合同纠纷案被普遍认为国内首单保兑仓业务案例。2016年11月30日最高院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商事部分）第八部分“关于保兑仓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也有专项描述，内容包括：一是要依法认定保兑仓交易模式下相关合同的效力；二是要正确适用《合同法》和《物权法》，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和责任；三是要理顺审理程序，为认定保兑仓交易中当事人权利义务提供程序保障。从内容比较上可以看出，此次《会议纪要》是对“保兑仓交易”这一创新型金融模式在定义、流程、主体、关系和责任等方面的再次确认和总结，并为此类业务纠纷的法院审判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

“保兑仓交易”是供应链金融中商业银行依托于产业链核心企业的信用和履约能力针对其下游经销商提供的融资业务常用模式。但在具体业务实践中的叫法和称呼并不统一，如厂商一票通、三方协议、未用退款承诺、差额回购、阶段性回购+动产质押、保购、调剂销售等多种基本意思表示清晰的“其他约定”，本次《会议纪要》也给予明确：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些约定应当认定有效。

监管人的概念是随着商业银行动产质押融资业务的开展而产生，在以动产质押作为主要担保方式时，商业银行多采用委托第三方的仓储或物流企业作为质押监管人，通过签署质押监管协议的方式约定监管人的权利义务。但是，在法律层面之前只有《合同法》第十九章保管合同对保管人的约定，而对监管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并未明确。

但是通过不断发生实际判例逐渐明晰对监管人的法律责任，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提字第40号案中“出质人虚构质物，债权人放款前未审查的，债权人应承担相应责任”；（2016）最高法民终650号案中“监管人提供虚假监管报告配合展期质押，被判承担补充责任”；（2019）最高法民终330号中“质权未能依法设立时，不支持监管人承担赔偿责任”。

在业务实践中判断质权是否有效设立的核心是动产转移占有是否完成，如果监管人是受出质人委托行使动产监管，则容易被认定为质权无效，但这样也会对以动产质押担保为主的业务模式产生若干影响：

一是签署的协议中关于监管费的支付方是否要明确约定由债权人来承担；

二是在监管仓库的选择优选质权人或监管人自有仓库，而出质人自有仓库的输出监管模式因监管人很难实际占有而导致存在质权的无效性会逐渐退出市场；

三是业务开展中出质人、监管人和债权人之间除了《质押监管协议》外，能够证明质权有效性的文件资料必须要保存齐全。

《合同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在借款合同中，盖章的有效性是主合同和附属合同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但在实际业务操作中盖章行为包括盖章人、印章和权限等内容，盖章人包括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授权经办人和无权人等主体；印章包括真印章（备案）、假印章（私刻、伪造）；在权限方面包括有权、超权和无权等情况。在业务实践中，常见的案例是担保责任方以签字、印章伪造为由拒绝履行担保责任，此时往往需要专业鉴定机构给予鉴定，导致整体的业务成本大幅增加。

这次，《会议纪要》对“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给予明确，强调了签约人在盖章时作为盖章主体的权限是否存在来确定合同的效力，如果主体盖章时有权限代表法人签约，即使事后出现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情况，法院也会支持此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

《物权法》在《担保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抵押权（第十六章）和质权（第十七章），《物权法》第199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但没有明确规定当同一财产的质权和抵押权同时存在时如何判断孰优的细则，因此关于动产抵押权和质权的有效性争论长期存在。在之前的判例中多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第一款关于“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于质权人受偿”审判，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执异7号判定“**银行对原煤享有的已登记的抵押权优于**银行对原煤的质押权”。

这次《会议纪要》不仅明确了同一动产同时设立抵押权和质权的有效性原则，还明确了“根据《物权法》第178条规定的精神，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第1款不再适用”。

浮动抵押对应的是《物权法》第181条规定的内容，优势在于即扩大担保物的范围又兼顾正常经营和融资的需要，但劣势在于抵押标的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但《会议纪要》对动产浮动抵押登记的定义、效力再次明确，在实际业务中，根据需要办理的动产浮动抵押登记在法律上优于登记在后的动产抵押，因此，选择动产浮动抵押也是一种有利的担保方式。

典型的担保类型主要指《担保法》和《物权法》中的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等几种方式。但在供应链金融业务实践中，为了满足市场、核心企业和借款人等各方利益的需要，签署约束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中经常会出现非典型的担保类型，这次《会议纪要》明确了只要是签署了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即使属于非典型担保类型，其担保功能在法律上应认定有效和应予肯定。

当担保合同中约定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但因无法定的登记机构而未登记时，无物权效力，但法院支持可以担保物处置后的价款来清偿债务，如果存在其他对此担保物请求权利的情况时，此无登记的担保方式无优先性，这就告诉我们，在以抵押为担保的方式中，必须要到法定的机构进行抵押登记，来保障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利。

供应链金融中经常存在“贸易融资”和“融资贸易”的争论，“贸易融资”是基于真实贸易需要的融资行为，而“融资贸易”主要为了融资而建立的形式上的贸易实质上的担保关系。在“融资贸易”中，债权人通常担心为了融资而签署的贸易合同被法律上认定为无效行为，进而影响到债权的实现。

这次《会议纪要》明确的了在保兑仓交易中无真实贸易背景情况下的借款合同如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情况，应当认定有效。这项内容对“融资贸易”类借款纠纷的审判具有借鉴意义。

“让与担保”作为一种丰富传统担保方式的非典型性担保内容，以前在“物权法定”思路下，担心让与担保不符合现有的担保制度，在“禁止流质”的规定下，担心可能存在担保物处置的困境。但在司法实践的相关案例已逐渐明确“让与担保”的效力，如江苏高院（2014）苏商终字第0205号中“当事人约定的让与担保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亦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立发意旨，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促进交易、对抗风险、融通资金等价值与功能，应当认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