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定价的尴尬
铁矿石价格大涨,让中国下游买家——钢厂陷入两难,买不是,不买也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国外矿山和国内钢企的博弈再度浮出水面,而铁矿石定价又一次成为矛盾的集中爆发点。
铁矿石价格大涨,让中国下游买家——钢厂陷入两难,买不是,不买也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国外矿山和国内钢企的博弈再度浮出水面,而铁矿石定价又一次成为矛盾的集中爆发点。
此前,有个别人士称“铁矿石价格上涨主要是期市资金炒作造成,基本面不存在供应紧张的局面”,将矛头错误地指向价格发现工具。在这种观点下,“温度计”成了肇事者。
每当大宗商品出现大涨大跌行情之时,这种论调常常随之出现。对于这种尴尬的局面,早在2014年初,中信建投(601066)证券钢铁有色分析师秦源就在其发表的《铁矿石定价避不开的尴尬》一文中指出,如果说高矿价、产能过剩和高额的财务成本是压在中国钢铁行业头上的三座“大山”,那么在钢铁全产业链期货链条已成型的背景下,钢厂不能有效利用期、现货市场,恐怕期货链条上的投机者会成为压在头上的第四座“大山”。
秦源指出,即便没有期货市场,中国本身就是全球铁矿石现货市场的中心。中国主流钢厂在指数定价下的严重失声部分也源于对现货市场的参与力度过弱。若主流钢厂继续游离于期货市场之外,期货价格中同样还是缺乏主流钢厂的声音。
众所周知,全球铁矿石供应基本上掌握在前三家铁矿石供应商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力拓矿业手中,其市场份额占市场总额的七成。2003年,中国钢铁行业蓬勃发展,令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企业自然而然地坐到了上述三大矿山的谈判桌对面。
每年四季度开始,中国钢厂和三大矿进行年度定价谈判,决定下一财年铁矿石离岸价格的长协机制,几乎是2003年到2010年之间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的唯一途径。
2010年,全球铁矿石定价模式改变,结算价转向普氏指数,季度定价取代年度定价,越来越多中国钢厂参与到铁矿石贸易之中,铁矿石价格进入指数定价阶段。不过,大型钢厂依然采取长协定价模式,铁矿石现货部分采取“指数均价+溢价”的浮动定价模式。结果铁矿石普氏指数后来最高曾涨到193美元/吨。
2013年10月,铁矿石期货在大商所上市,为钢企提供了一个价格发现的新工具。上市当月,普氏指数均价仍在130美元/吨以上,比今年6月普氏指数均价高出20多美元/吨。
“国内铁矿石期货价格除了反映普氏指数定价之外,同时也把国内中小矿山的现货销售也归进来了,推动普氏指数定价偏高的非理性态势回归理性,且在节奏上相比普氏指数有所领先。”业内研究人士指出。
实际上,普氏价格作为铁矿石定价基准这一现实一直没变,国内现货也好、期货也好仍无法撼动这一格局。虽然普氏指数是价格形成的源头和根本,但期货市场透明的价格机制却对普氏指数起到了制约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到6月,我国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从638.5元/吨涨至833元/吨,涨幅30.54%。同期普氏指数涨至117.95美元/吨,涨幅34.19%,折算人民币价格约为951元/吨。从近期价格走势看,我国铁矿石期货涨幅、绝对价格都低于境外普氏指数。经测算,如果用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指数的月均价替代普氏价格指数月均价定价,上半年我国钢厂进口铁矿石可累计节省约25亿美元,折人民币169.50亿元。
“三大矿山的价格垄断堡垒正出现裂痕并不断蔓延。”业内人士分析,最直观的表现,一是国内各大钢厂在矿石采购上的长协订单占比出现下滑,更多是直接去港口采购矿石现货;二是国内钢企、贸易商在议价时不仅会照旧参考普氏指数、新加坡掉期价格,同时也会参考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价格,且铁矿石期货走势相较前二者有领先意义;三是新加坡掉期市场弊端显现,产业客户回流国内进行套保。
国家发改委价格中心在上述分析预测中也特别提及,要提高产业资金在期货和掉期市场的占比,降低炒作资金对市场价格的干扰。近几年来,期货和掉期等衍生品对现货定价的影响明显增强,当前铁矿期货开通门槛相对较低,散户等投机资金参与度高,是国内铁矿石价格波动大的重要原因。因此,要鼓励产业资金参与期货和掉期市场,提高产业资金占比,增强期货对现货真实情况的反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