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靳晓哲，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五期；国政学人

【内容提要】

     在“伊斯兰国”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外围区域之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宗教等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菲律宾南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摩洛人分离运动。此后，菲律宾南部分离型恐怖主义逐渐向极端型恐怖主义“转型”，并在地区恐怖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展开，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一度沉寂。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给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伊斯兰国”的直接影响下，以阿布沙耶夫组织等为代表的菲南恐怖主义再度“升级”。在“伊斯兰国”与地区恐怖分子的参与、回流下，出现了马拉维武装对峙事件，同时也标志着菲南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升级”。未来，菲南地区的恐怖主义区域化与国际化互动可能进一步加强，马拉维武装对峙模式亦可能在其他地区被复制或模仿。要彻底解决菲南问题，不仅需要妥善处理国内的分离主义问题，还需有地区、国际层面的反恐支持。

【关键词】

    恐怖主义；菲律宾南部；“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转型与升级；国际化；区域化

自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IS）兴起及其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巨大冲击，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关切，相关研究围绕IS的动态发展、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动员模式、威胁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从地区安全研究的角度而言，现有以中东和IS为主体的研究视角并不足以涵盖IS威胁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地区性安全议题。当然，迄今诸多研究对IS在欧洲、中南亚、东南亚的渗透、威胁等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分析，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对地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内生发展脉络的梳理，也缺乏对其转型和变异趋向等的分析，这无疑会影响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和发展研判。基于此，本文以菲律宾南部（简称“菲南”）恐怖主义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后伊斯兰国时代”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特征，以国际化和区域化为视角，分析菲南恐怖主义的转型与升级。

相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以及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兰外围地区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性。从伊斯兰外围地区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宗教、族群、历史等因素影响，这些地区的恐怖主义常常裹挟着分离主义诉求。如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国内的安全形势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影响，其中有些国家的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穆斯林的集聚，这些地区往往易受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从而使本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区域化”与“国际化”并存的特征。一般来说，伊斯兰外围区的恐怖主义发展往往滞后于核心区，即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高潮的回落，因出国参战人员的回流等因素，伊斯兰外围区的恐怖主义常常呈现出区域性扩散的态势，即核心区恐怖主义高潮后的次高潮或区域化扩散等特征。

以菲律宾为例，基于宗教信仰、族群文化等差异，特别是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冲突，菲律宾南部摩洛分离主义的产生已有数十年。摩洛问题的发展与战后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互交织，再加上全球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菲南分离运动中逐渐出现了极端主义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 Group，ASG）、伊斯兰祈祷团等的产生和渗透，菲南反叛运动逐渐由分离型武装对抗走向极端型恐怖主义，并成为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尽管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在九一一事件后一度沉寂，但伴随IS的兴起，当地恐怖主义再度受到恐怖主义国际化浪潮的刺激，呈现出“区域恐怖主义复兴”的态势，并进一步国际化。

2017年5月至10月，以穆特组织（Maute Group，MG）和阿布沙耶夫组织为首的恐怖组织占据了菲律宾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马拉维市的部分地区，与政府军展开了长达五个月的武装对抗，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生命财产损失。此事件不仅是近年来东南亚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恶劣的恐怖事件，同时也标志着在IS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升级。马拉维事件并非一次偶发性事件，它是菲南乃至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际恐怖势力的直接介入与参与下，东南亚地区恐怖势力的组织化水平、武装对抗能力、城市恐怖策略等都有了较大提升。这一典型事件是否会成为东南亚恐怖主义发展的转折，甚至成为被复制、效仿的模式，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菲南恐怖主义转型与升级的动力主要源自于恐怖势力与中央实力的非对称性。在地区及全球权力谱系中，它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一方面，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群体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格局中均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而且相对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穆斯林人口的庞大数量，菲律宾以天主教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东南亚也难居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其边缘化地位决定它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均受到中东核心区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双重边缘化的结果，决定了菲南恐怖势力改变实力非对称性的基本策略：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凸显自身的宗教色彩，不断向中东核心区的政治伊斯兰甚至是极端主义靠拢；二是在活动范围上突破棉兰老岛的地域限制，构建地区化乃至国际化的活动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60年代末摩洛人受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影响，发动了分离主义运动，但摩洛民族主义的弱势性并不足以支撑运动本身。随后，它开始强调自身的伊斯兰色彩并寻求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在此背景下，阿富汗战争及“基地”组织的出现，成为菲南恐怖主义转型的直接动力。在“后九一一”时代，IS的兴起则带来了菲南恐怖主义的复苏和升级。如何明晰菲南恐怖主义转型与升级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刺激，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基本研究思路见图1：

1968年5月，摩洛人成立了“穆斯林独立运动”，标志着菲南分离主义的正式产生。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为首的分离武装与政府军展开了长期的武装对抗。分离势力之间的内部分化及阿富汗战争的外部刺激最终导致了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转型。

（一）菲南分离运动的发展与恐怖主义的产生

进入20世纪80年代，菲南反抗运动逐渐回落，南部战争进入胶着期。究其原因，一方面，菲政府对菲南进行了部分改革，其中伊斯兰法典的编纂和土地政策的改革最为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南部穆斯林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部分反叛者甚至“弃甲归田”；另一方面，分离组织的内部矛盾凸显及分化，大大削弱了反抗运动的力量。成立之初，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即由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年组成，一部分是来自菲律宾大学等世俗高等院校的学生，以密苏阿里为代表；另一部分是来自伊斯兰学院等的摩洛青年，以萨尔马特为代表。在《的黎波里协议》宣告失败之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层发生决裂。1982年，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正式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中分离出来。此外，很多此前已经解散的组织又开始重建，如摩洛革命组织（Moro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摩洛民族革命民主阵线（Moro National Revolutionary Democration Front）等。至此，菲南分离主义运动已经四分五裂，再也无法形成对抗政府军的合力。

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战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圣战”支援，从而造就了一批国际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东南亚。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激进分子回国后，一种更为极端的反抗表达随之出现。就菲南而言，分离主义运动开始走向相反的两个方向：一是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府的和谈取得新的突破，二是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主张，其活动方式带有明显的恐怖主义色彩。进入20世纪80年代，尽管阿基诺夫人执政初期出台了众多新政策、新措施（如通过了《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基本法》等），南部穆斯林亦对此抱有很大希望，但摩洛问题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如阿布沙耶夫组织等恐怖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初，拉莫斯的上台使摩洛问题的解决重燃希望，自1993年10月起，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府进行了长达47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96年9月签订了和平协议，决定成立“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至此，长期与政府对抗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通过和谈进入菲主流社会，但是此时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反对与中央政府进行和解。

与此相对，这一时期菲南恐怖主义逐渐产生并得到了一定发展，且明显受到了新一轮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左派恐怖主义”逐渐式微，“宗教恐怖主义”逐渐成为主流，其中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与苏联入侵阿富汗赋予了“宗教恐怖主义”以重要的发展动力。在此期间，成长于阿富汗反苏战争的穆斯林群体不断走向极端化，并伴随着“圣战”分子的回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组织亦是在这一背景下创立的，其创始人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就曾参与阿富汗战争，回国后因不满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等的主张，认为应采取更为激进的反抗政策，遂于1989年创立了“穆斯林自由突击队”（Mujahideen Commando Freedom Fighters），后更名为阿布沙耶夫组织（ASG）。

（二）菲南分离主义的分化及恐怖主义转型

在菲律宾众多的反抗组织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是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和阿布沙耶夫组织（ASG）。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力图拉起意识形态的大旗，将菲南摩洛人统一在自己的旗下，以壮大自身力量。然而，三者的发展路径与选择却有着较大差异。

民族旗帜：作为最早且实力最强的反叛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密苏阿里坚持从世俗出发，主张放弃伊斯兰教，转而以“民族”为基础，打造一个“摩洛民族”。密苏阿里曾明确表示，他所领导的这场运动不是宗教运动，而是“摩洛民族”“摩洛国家”运动，正确的名称是摩洛人，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也正因如此，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张很难被所有穆斯林接受，因为在他们眼里更多的是宗教上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所谓的“摩洛民族”认同并不强烈。

宗教旗帜：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领导人萨尔马特认为，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所有战士都以伊斯兰为生存方式，进行“圣战”的目的是使“安拉”成为主宰，在摩洛人民的土地上发展伊斯兰。从主张上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比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更为激进，如前者建立“独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但在具体做法上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却显得有些僵硬。比如，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忽视菲南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特征，要求人们遵从正统的宗教礼仪，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土文化为代价，换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等。这种重视外在伊斯兰形式、忽视内在本土伊斯兰内容的组织信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摩洛穆斯林的认同感。目前，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都与中央政府进行过和谈，主张以一种“自治”方式实现摩洛穆斯林的诉求，但这种和谈几经反复，始终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极端旗帜：相对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沙耶夫组织从创立伊始就更为激进与极端，其目标是在菲律宾南部建立宗教性伊斯兰国家。成立之初，阿布沙耶夫组织因力量弱小，一度被认为是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分支。1991年8月，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首次公开使用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名字，并制造了菲律宾南部城市三宝颜市的港口爆炸案，随后又袭击了当地机场和天主教堂。最初，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意识形态受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宗教、政治思想的影响极大，诸多追随者都承认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不止是他们的领袖，还是他们思想的灯塔（ideological beacon）。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领导下的阿布沙耶夫组织坚持“为安拉而战”“为伊斯兰而战、不惜一死”的口号，鼓励穆斯林民众参与到“圣战”中，以实现纯正的伊斯兰意识形态。1998年阿卜杜加拉克·简加拉尼死后，其弟卡扎菲·简加拉尼（Khadaffy Janjalani）获得领导权。卡扎菲·简加拉尼比他哥哥更为极端，他不仅是一个爆炸专家，还主张以更极端的手段对抗政府军，如对人质进行“斩首”等。这一阶段，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极端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21世纪之初，阿布沙耶夫组织已经发展成为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先后多次实施恐怖袭击、绑架勒索等活动。美国（1997年）、联合国（2001年）等先后将阿布沙耶夫组织列为为恐怖组织。九一一事件后，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一度达到高潮，如2002年举世震惊的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2003年印尼万豪酒店爆炸案、2005年巴厘岛再次遭遇恐怖袭击，等等。尽管此阶段阿布沙耶夫组织并未直接参与东南亚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但受此影响， 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据悉，鼎盛时期的阿布沙耶夫组织约有4 000人。2005年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制定更为系统、严厉的反恐政策，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进入低谷期，阿布沙耶夫组织亦开始沉寂。

综上所述，菲南恐怖主义本质上起源于本土的分离反叛运动，此后受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地区分离主义反叛武装逐渐向地区恐怖主义转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出现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阿布沙耶夫组织借助与“基地”组织的联系，曾收到了来自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利比亚等国伊斯兰组织的资金支持。依托海外资金及人质赎金等，阿布沙耶夫组织不断壮大。进入21世纪，该组织先后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如2003年的达沃国际机场爆炸、2004年的情人节爆炸等。在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手段与方式越来越极端化，逐步成长为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伴随IS在中东溃败后“圣战”分子的转移与回流，新一轮恐怖威胁可能扩散至世界各地，而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数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东南亚无疑是重要目的地。这种扩散与回流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威胁的增加，还有地区恐怖主义的复兴与升级。因为伴随“圣战”分子的流动不止是人员的聚集，更重要的是恐怖思想的革新、扩散以及新一轮极端化的出现。

（一）IS兴起及其对东南亚极端化的整体影响

就思想层面而言，在IS的影响下，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暴恐手法、原有恐怖组织的复兴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从意识形态上看，IS认为当前伊斯兰世界的根本问题是对伊斯兰的偏离，因此必须回到哈里发制度的纯粹性上，而回归的最好办法就是“暴力”与“圣战”，以此创建“哈里发”。在此背景下，IS利用社交媒体、电子杂志、视频发布等网络手段对东南亚的恐怖主义土壤进行了“再培植”。例如，IS于2016年6月曾发行一份名为《征服者》（Al-Fatihin）的马来语报纸，旨在即时向东南亚地区传递最新消息，并向东南亚地区的极端分子发布“指示”，以此鼓动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尼、泰国南部以及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支持者。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显示，每10名马来西亚人中就有1人对IS持有正面或肯定的看法；印尼莎塔拉民主和平学会（Setara Institute）对雅加达和万隆近700 名高中生进行了民调，结果有7. 2%的受访学生认同IS的理念，即相当于每14 名学生中就有1名学生支持IS。

IS对东南亚地区的宣传和鼓动，使其在当地招募了众多参与者。IS的招募策略十分清晰，即以家庭为对象进行集体式招募。集体式招募不仅可以为IS提供充足的人员，而且还利于极端思想的二次传播，即以家庭为中心、以亲友为纽带、以网络状等为特征进行扩散式传播。据统计，IS在东南亚的招募主要集中于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印尼加入IS的人数约500-700人，马来西亚约200人，其中还有约120 人在前往中东前就被捕了。

同时，伴随意识形态的革新，IS对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暴恐手法、原有恐怖组织的复兴等方面。在暴恐袭击手法上，受IS的影响，近年东南亚地区的恐怖袭击方式呈现出了微型化、团伙化的趋势。与中东大本营不同，IS在伊斯兰外围区往往鼓励团伙化作案，如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等。2016年1月发生在印尼雅加达的暴恐袭击，其手法与巴黎恐怖袭击案十分类似。此外，在原有恐怖组织的复兴方面，受IS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此前沉寂的诸多恐怖组织逐步复兴，并出现了一批新的恐怖组织。如此前一度沉寂的伊斯兰祈祷团和阿布沙耶夫组织再次活跃；“神权游击队”(Jammah Ansharut Daulah，JAD）于2015 年成立并宣誓效忠IS，该组织整合了印尼12个极端组织；2017 年4 月6 日，一个名为“菲律宾迁士辅士党”（The Jama’at al-Muhajirin Wa al-Ansar bi al-Filibin，JMAF）的恐怖组织在菲南成立并宣誓效忠IS。

整体而言，受IS兴起及本土恐怖组织复兴的影响，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呈恶化的态势。2014-2015年，东南亚多个恐怖组织先后向IS宣誓效忠，其中包括阿布沙耶夫组织、印尼战士（Mujahideen Indonesia Timur，MIT）、阿勒哈里发菲律宾（Ansharaut al-Khalifa-Philippines，AKP）、穆特组织等。2017年5月，印尼雅加达的一个汽车站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据悉袭击事件是与IS有关的一个本土恐怖组织所为；2017年4-5月，泰国发生了多起反叛组织的袭击活动，其中包括一家购物中心外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50多人受伤等。

（二）“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分子回流的冲击

不可否认，无论是受到了IS的直接派遣，还是因为受到反恐联盟的压力，数百名东南亚籍的恐怖分子正在逃离中东战场，带着他们接受的训练和意识形态“投身”于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事业。东南亚多国官员承认，他们缺乏应对“圣战”分子回流的跨国项目和战略。

随着IS在中东的失败，东南亚籍的“圣战”分子有诸多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中东，为IS而战；二是转移到其他地区，如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尼日利亚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三是返回原籍国。考虑到族群、语言等方面的因素，返回原籍并继续从事恐怖活动者的比例较高。据悉，印尼约有400多名从中东回流的“圣战”分子，他们将会积极参与到地区性恐怖活动之中，这在马拉维危机中得到了证明：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以及其他地方的“圣战”分子都参与了马拉维冲突。回流人员在地区冲突中的集结，与IS在中东号召全球穆斯林投身“圣战”的集聚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恐怖主义国际化与区域化之间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当然，“圣战”分子的回流不止是恐怖人员的地区性转移和集聚，他们还带来意识形态层面的“升级”，尤其是圣战派萨拉菲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圣战派萨拉菲主义认为，通过发动“圣战”打击那些没有按照真主意志进行统治的异端统治体制，恢复伊斯兰的纯洁及其统治过的领土，是伊斯兰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异教徒是“圣战”的对象，而且伊斯兰世界中的异教徒是其首先打击的对象；“圣战”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军事暴力手段建立一个伊斯兰制度的国家。IS宣传的“圣战”是对经典的歪曲和极端化，即以暴力形式讨伐离经叛道的异教徒、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在东南亚恐怖活动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例如，在菲南马拉维危机中，阿布沙耶夫组织和穆特组织领导人之死被极端分子视为“殉道”，因为如此宣传会鼓舞他们复仇的决心，甚至吸引了更多激进分子的加入。

此外，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不止体现在对“异教徒”的讨伐上，还体现在对“离经叛道者”的行动上。例如，在一个名为“在哈里发之内”（Inside the Caliphate）的视频中，阿布·亚曼（Abul Yaman）号召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新加坡的穆斯林支援菲律宾的马拉维“圣战”，打击西方势力及作为“帮凶”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另一个宣传视频中，发布者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称为“叛教者”（apostates），因为它们试图与政府达成妥协。从这个层面看，受IS以及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影响，东南亚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走向更加极端化的地步，而且原本带有的民族性、宗教性等内容，逐渐被宗教极端主义或圣战思想等掩盖或忽视。

未来，这种人员与极端思想向东南亚的回流与集聚，将可能使IS或IS-Plus的模式被复制或移植到东南亚。IS曾试图将其模式移植到印尼的波索（Poso）地区，但遭到印尼军方的压制，未能成功。但是菲南马拉维事件证明，一旦东南亚发生影响力突出的恐怖事件，周边恐怖分子极有可能会摒弃分歧、积极加入。所以，东南亚地区极可能再现IS 的“建国”模式。

（三）极端武装对峙与菲南危机事件

2016年，IS选择了阿布沙耶夫组织领导人伊斯尼龙·哈皮龙（Isnilon Hapilon）作为IS东南亚分支的领导人。随着IS在中东的节节败退，其“领土”不断缩小，迫切希望寻求一处替代之地。据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Lorenzana）透露：2016年12月，IS与哈皮龙进行了直接联系，“指示”他在棉兰老地区寻找一个区域并建立哈里发。哈皮龙亦希望借此机会，整合东南亚地区效忠IS的恐怖组织，以壮大自身的力量。为了遏制菲南恐怖主义的发展，2017年5月，菲律宾政府军发动了目标指向哈皮龙的行动，希望借此机会抓捕哈皮龙。为了报复菲律宾政府军的反恐行动，5月23日，阿布沙耶夫组织和穆特组织在菲南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占领城市的行动，希望在马拉维重现IS占领摩苏尔的一幕。持续五个月的马拉维对峙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其中包括约900名恐怖分子，还造成了数十万人逃离家园。马拉维武装对峙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东南亚恐怖组织在IS的刺激下走向复兴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菲南恐怖主义“升级”的重要标志。

首先，IS鼓动地区冲突的尝试取得了部分成果。菲南地区因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历史问题等相互交织，符合IS寻找一个能煽动民族、宗教派别叛乱的地区，从而成为契合IS需求的“样板”（template）地区。在前期，IS经常在视频中重述菲律宾被西班牙、美国等占据为殖民地的历史，以挑起民族、宗教矛盾，尤其是菲南穆斯林与北部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IS还给予菲南武装分子以物质、资金（近200万美元）支持，以支持其发动武装战斗。

其次，取得了对峙长达五个月之久的象征性“功绩”（feat）。尽管面临来自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强大火力攻击，但恐怖分子坚持超过了三个月，尤其是面对接受美军训练的菲律宾武装部队以及来自美国等国的其他援助。印尼政策与分析研究所所长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就表示，“此前从未见过恐怖组织这样的联盟，它们显示了其占领一座城市的能力……这次的不同在于IS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即IS的意识形态得到了不同（穆斯林）群体的认同并且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关注）”。

再次，马拉维武装对峙的极端模式与IS在中东的建“国”模式如出一辙。此前，东南亚恐怖组织主要活动在山地、丛林等地，对一城、一地进行大规模攻击尚属首次，这与IS在中东攻击摩苏尔的模式异曲同工。而且，为了阻止菲政府军的推进速度，恐怖分子使用人质作为“人体盾牌”（human shields）等，也与IS的策略十分相似。当然，烧毁警察局、释放监狱犯人、给人质穿上橙色衣服、强迫年轻女性成为性奴等，也是菲南恐怖分子模仿IS的体现。

最后，马拉维武装对峙吸引了周边恐怖分子的参与和集聚，对未来东南亚恐怖组织可能走向整合具有重要影响。据媒体报道：仅在2017年6月的战斗中，菲律宾军方就击毙了至少8名外籍武装分子，其中2名马来西亚人、2名印尼人、2名沙特人、1名也门人和1名车臣人。来自默克多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反恐专家比胡·若特雷（Bibhu Routray）亦表示：为了响应IS的号召，有来自印尼的40-50名恐怖分子前往马拉维参战。

尽管马拉维武装对峙事件已经宣告结束，但该事件的象征性、示范性意义可能在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发酵。IS可能会寻求扩展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马来西亚的塞班（Sabah）和印尼东部地区等都可能是潜在的攻击目标。未来，IS可能会以菲律宾为突破，向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扩展，进而试图建立东亚分支（the East Asia Division）。

马拉维武装对峙宣告结束了，但菲南的地区性问题远未解决。尽管菲律宾政府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已经达成了和解意向，但和解进程的推进并不容易，未来菲南和平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随着菲南恐怖主义的“溢出”及国际、地区层面的“联动”，马拉维武装对峙的模式甚至可能被复制或模仿，从而加剧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挑战。

（一）后危机时期菲南的恐怖形势

总体来看，后危机时期菲南恐怖主义形势不容乐观。其一，尽管马拉维武装对峙已经在2017年10月17日宣告结束，但菲南地区的反恐工作还远未结束，菲南未来的安全局势依然动荡。2017年12月11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国会提出，延长棉兰老地区的军事管制至2018年12月31日的请求，此后，菲国会通过了这一请求。这是杜特尔特第二次延长棉兰老地区的军事管制时间，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菲南地区仍不稳定。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也指出，延长军事管制的时间主要是为了确保根除与IS相关的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宣教团”（Da’awatul Islamiyah Waliyatul Masriq，DIWM，也称Dawlah-Islamiya）、其他本土或国外恐怖组织、非法武装团体及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和资助者等。杜特尔特还强调，延长军事管控时间的原因包括“允许（在该地区）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逮捕，以让菲律宾安全部队能最大程度地控制疑似极端主义的资助者和辅助者”。尽管马拉维武装对峙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地区恐怖主义的示范效应正在进一步发酵之中，被击败的恐怖组织依然存在重新招募、集聚的可能性。

其二，反叛武装也是影响菲南安全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延长军事管控的时间有促使反叛武装与恐怖组织保持“距离”的考虑，以防止反叛武装与恐怖组织靠近、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前，尽管菲律宾政府已经先后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带到了谈判桌上，但阿布沙耶夫组织、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穆特组织等恐怖势力仍然在棉兰老的一些偏远山区与菲律宾政府军对抗，而且随着菲律宾政府与菲共的和平谈判破裂，新人民军等菲共势力也被菲政府归入了恐怖主义势力之列。因此，菲政府在菲南的反恐压力并未减轻。

有观点认为，彻底解决菲南恐怖主义问题的基本前提是，与棉兰老两大分离组织携手推进地区和平进程。2017年10月，菲政府宣布马拉维武装对峙结束，并进入重建期。随后，杜特尔特逐渐加强了对菲南地区局势的关注，并努力致力于推进南部和平进程，尤其是致力于《邦萨摩洛基本法》（Bangsamoro Basic Law，BBL）的通过。该法案是2014年菲律宾政府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签署的，杜特尔特承诺在他的任期内将努力通过长期陷于停滞的《邦萨摩洛基本法》，因为这将有助于促进棉兰老的和平以及政府对马拉维市的重建，而且对棉兰老地区和整个菲律宾国家意义重大。与此同时，MILF也警告称，如果不通过《邦萨摩洛基本法》，遏制现有的及新兴的极端组织的努力将是十分困难的。

（二）恐怖分子转移和流散态势：恐怖主义区域化与国际化的同步扩散

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宣布马拉维市“解放”，但受到IS在中东失败与马拉维武装对峙结束的双重影响，中东的部分“圣战”人员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而且菲南的恐怖分子亦开始向周边扩散，这就使东南亚出现了恐怖主义区域化与国际化同步扩散的现象。而作为东南亚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尼两国的恐怖分子最为引人注目，此外，新加坡、泰南、缅甸若开邦等也是恐怖分子区域化扩散的重要目的地。

基于地缘和人口上的有利条件，东南亚可能是“圣战”分子转移的一个“模范性选择”（exemplary choice）。究其原因：其一，东南亚地区穆斯林人口密度高，大量穆斯林中存在成千上万的IS同情者和支持者；其二，东南亚地理环境支离破碎、岛屿众多，茂密的丛林和岛屿早已成为众多恐怖分子藏身的天然场所；其三，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安全协调并不严密，这与恐怖组织之间的协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四，东南亚各国国内贫富差距大，从而使恐怖组织可以通过利诱等手段轻易招募到众多支持者，当然众多穆斯林遭受的民族、宗教歧视等也是促使其加入恐怖组织的重要动因。这些因素的综合与叠加，使东南亚成为了“圣战”分子转移、回流的理想场所之一，再加上东南亚本来就存在诸多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能轻易找到恐怖组织并发动袭击。

首先，马来西亚是菲南与IS恐怖分子扩散的重要目的地。马来西亚皇家反恐警察（Royal Malaysian Police counter-terrorism）负责人阿尤布（Ayob Khan Mydin Pitchay）指出：IS仍是马来西亚2018年最大的恐怖威胁，尽管其已经不再拥有“领土”，但其意识形态及其同情者、支持者已经遍及全球。根据马来西亚官方掌握的数据：迄今共有53名马来西亚人前往中东，其中34人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8人已回国且被逮捕。同时，随着马拉维武装对峙的结束，菲南恐怖分子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恐怖威胁来源。马来西亚沙巴地区因与菲南毗邻，一直是恐怖分子之间流动的重要通道。阿尤布还确认，在马拉维对峙期间，至少有5名马来西亚人参加了战事，其中马来西亚大学前教师马默·阿莫（Mahmud Ahmad）为马拉维战事提供了至少15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据马来西亚警方透露，2017年马来西亚共逮捕105名疑似恐怖分子，其中52名为马来西亚人，其余53人为外国恐怖分子——其中菲律宾人25人、印尼12人，还有也门、孟加拉国和伊拉克等国的极端分子。由此可见，从极端思想扩散与地缘通道上看，后危机时期菲南恐怖分子区域化扩散的首选之地很可能是马来西亚。

其次，印尼也是恐怖分子区域化扩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2016年1月，雅加达袭击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由IS带来的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已经蔓延至东南亚。近年来印尼本土的恐怖组织有复兴迹象，其中从中东回流的数以百计的“圣战”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尼政府担心，这些回国的恐怖分子可能会将在外所学有关武器制造、使用以及策划、执行恐袭等的知识传授给印尼国内的恐怖分子， 从而导致印尼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此外，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人口大国，印尼不仅穆斯林人口众多，而且网民众多，数量庞大的网络人群等都是极端思想传播的重要对象，同时网民的自我激进化也是极端思想传播的重要路径。对此，印尼政府宣布于2018年1月成立网络安全机构，任务包括打击通过互联网传递信息的恐怖组织网络以及遏制网上散播的仇恨言论。

再次，面对“圣战”分子的回流与扩散，新加坡的安全威胁日益提升。新加坡毗邻印尼、马来西亚两个伊斯兰大国，从地缘位置上看亦是恐怖分子流散的重要目的地或中转地。2017年6月，新加坡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年度恐怖威胁评估报告》（Terrorism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报告指出新加坡正处于近年来恐怖威胁的最高层级；该报告还强调了从马拉维离散的极端分子的风险，并指出近几年被逮捕的恐怖分子人数不断增加。面对恐怖威胁的上升，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重防护措施，如武装部队的不断改良、成立速应专案组、与多国军队展开合作等。2017年9月，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在见习军官结业典礼上指出：新加坡正面临近年来最高级别的恐怖威胁；仅在本季度，就有三名新加坡人因涉及相关恐怖活动而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或接获限制令……可以预见，IS中的一部分极端分子会把暴力使命带到东南亚。由此可见，尽管反恐措施相对系统，但新加坡面临的恐怖分子离散带来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

    最后，泰南地区、缅甸若开等地区也是恐怖分子转移、流散的重要选择之一。从地区安全形势上看，近期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事件可能也会成为恐怖分子转移、流散的催化剂。从中东或马拉维流散出的恐怖分子可能会借助地区形势的混乱时机，制造恐袭，以加剧地区的混乱局面，从而谋求在东南亚的立足之地。此外，泰国南部也是穆斯林的聚集地之一，是极端分子潜在的转移、流散的目的地之一。与菲南面临的问题类似，泰南地区亦面临分离主义问题，族群、宗教、经济、政治等问题使泰国南部穆斯林对泰政府表达了诸多不满，而且一部分分离势力也不断走向极端化，从而加剧了泰国南部危机。

菲南地区先后经历了分离型恐怖主义向极端型恐怖主义的“转型”，再到国际型恐怖主义的“升级”。面对恐怖主义的转型与升级的新态势，菲律宾政府不仅要处理好菲南错综复杂的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相互勾连的问题，而且菲律宾的反恐工作更需要地区及国际合作的有力支持。

从国内层面看，杜特尔特已经转变了在菲南地区的策略，开始积极着手解决相关分离主义的问题。2016年正式上任后，杜特尔特曾公开宣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棉兰老的穆斯林；2017年11月下旬，他还公开承认菲律宾的穆斯林曾面临“历史的不公”（historical injustice），这是前所未有的。当前，杜特尔特对菲南恐怖主义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也在致力通过《邦萨摩洛基本法》以推进菲南和平进程，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从国际层面看，菲南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地区及国际层面的反恐合作。发展至今，恐怖主义的区域化、国际化界限越来越模糊，造成的地区性、国际性影响也愈来愈恶劣，反恐早已不是一国之力能够完成的任务。要解决菲南恐怖主义及相关问题，东盟国家参与的地区层面、中美大国等参与的国际层面，都应成为菲律宾政府予以借重的重要方面。

从全球反恐视角看，菲南恐怖主义的“转型”与“升级”对于理解区域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菲南恐怖主义的“转型”看，菲南摩洛穆斯林内生的双重边缘化地位，产生了其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民族性、宗教性与极端性，再加上阿富汗战争的外部刺激，反抗运动的扩大化及其性质的转变，成为支撑反抗运动的必然选择。由此，在应对或处理一国内部反抗运动，尤其是分离主义性质的问题时，理解其内生特性、切断其与外部刺激因素之间的关联，可能是避免运动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菲南恐怖主义的“升级”看，由于长期存在的国内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加上国际恐怖组织人员及思想的区域化扩散，极易带来区域与国际恐怖活动人员的流动，从而为沉寂的区域恐怖组织提供复兴的“动力”，最终完成“升级”。基于此，在区域化恐怖组织与国际化恐怖组织不断“联动”的背景下，如何切断其通道，避免恐怖势力之间的“交叉感染”，可能是避免区域恐怖主义“升级”的关键。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之间反恐合作不断走向系统化、机制化。总之，只有各国积极参与反恐合作，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才能不断深入与深化，才能有效预防、遏制恐怖主义乃至恐怖思想的产生。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