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马丁·雅克

嘉宾：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

中英工商理事会副主席汤姆·特鲁布里奇爵士

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马丁：我们今天邀请到参与讨论的嘉宾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他们都是行业翘楚，深谙行业发展规则，希望在这次一带一路会议的规则制定讨论过程中，诸位嘉宾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大家在讨论过程中会有不同意见，但不影响各抒已见、开放沟通。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带一路政策。我个人认为在一带一路政策中，一个最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就是“发展”。当然，很多西方国家现在可能还不法理解当下这个“发展”的定义，因为他们如今的发展速度和他们之前的发展阶段早已不是一个概念，发展节奏也在放缓，但中国却很明白自己的发展定义，因为中国已经在过去的35年里经历了其特有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来假设一下，一带一路政策发展的可能性。世界上国家诸多，各国发展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如果按比例来讲的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发展中的状态，世界需要发展，因此各国也都在谋求新的发展。你们亚洲的转型也是世界的转型，亚洲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转型发展势必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发展，当然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现在这个影响转型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我认为也只有中国人才敢有这个世界格局的构想，因为中国人有自信，有使命感，他们相信自己能实现这个世界性的转型。我很好奇中国人源何有这么坚定的自信心？我想这种自信不止基于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更来自于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完成不少转型，当然也伴随着一些改革和矛盾，这也是他们人文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是我要谈的发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台上嘉宾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我希望嘉宾们能畅所欲言，大家可以即时打断和发问，当然也欢迎观众举手发言、踊跃提问、参与座谈。我们今天台上的嘉宾有斯罗维尼亚的前总统达尼洛先生，他将为大家解析斯罗维尼亚与欧盟国家的关系问题。还有汤姆爵士，他是英中贸协副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和商务部研究院院长共同签署了深化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还有我的好朋友陈文玲女士，文玲是资深专家，刚刚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还有周建勇教授，来自中央党校，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中心，他也会给大家带来中国政府的观点和态度。

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希望大家能认真思考我接下来提出的问题：请问你认为在一带一路政策中，最重要的发展因素是什么？请用关键词概括。希望大家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达尼洛：这次很荣幸能参加剑桥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首届研讨会，很开心能和台上所有嘉宾在此共聚一堂，参与这个国际话题的讨论。我想用两个词来回答我们主持人的问题，这两个词是“机会”和“连通”。首先，一带一路政策跨国连通了不同的地区，打开了新的合作领域。其次，一带一路政策为各国创造了新的合作模式，开拓了创新领域，这很酷！我曾任职于联合国，参与高层决策的制定，对国际政策非常熟悉，所以我很赞赏中国对联合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也带动了不少世界性的发展，而且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也担任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我今天所说的这个“机会”是一个把世界以新形式连接起来的机会，这在不同领域都在积极开展着，比如水资源的循环使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从宏观的角度解决眼下这些问题。作为斯罗维尼亚前总统，我不得不说这些机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这里还有个合作的例子，斯罗维尼亚的航空制造公司在中国的江苏落了地，该公司所负责研发的是斯罗维尼亚的国家级科技项目，现在这个项目正在中国的江苏省和当地机构共同研究，展开合作。这项合作开展的同时还有其他领域的拓展合作，在航空方面还连通了南京和斯罗维尼亚一些城市的航空线路，使之前没有的空中道路成为可能，我想说的是不止南京，我们斯罗维尼亚对于和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航空联通也非常欢迎，我们为其留有充足的空间。正如陈文玲女士在刚刚的演讲中提到的空中联通的概念，我非常赞同。我想说的是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眼界，展示了不同领域新的合作可能。当然，中国对于和欧洲各国高新技术的合作需求有目共睹，虽然在知识产权等领域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些也都在协调解决中，我觉得之后大家可以就此展开深入讨论。我知道我们今天大会还有法律讨论环节，希望这些领域也得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由于时间问题，我先讲到这里。正如我刚刚所说，一带一路政策带来了很多机会，我只是就其中一些方面进行了概括，希望其他嘉宾能就其他方面继续讨论。

汤姆爵士：我想跟大家谈的关键词是“教育”。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讲话得到媒体高度关注和报道，影响力很大。我周末和儿子见面时还在讨论这个话题，我儿子就在英国太阳报工作，我想这就是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我认为中国政府其实在教育上投入很多，这都是为了让党员和企业接收到最新的思想教育，把握发展方向。但如果你走上伦敦或剑桥街头，做一个调查问卷，问一问有多少人了解一带一路政策，我相信大多数路人对这一政策还知之甚少。所以我认为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包括我们今天所召开的会议，都承担着对一带一路科普教育的使命。这是一个长达15年的巨大工程，期间一定要贯穿着教育这个重要的部分，这样才能让中国的合作伙伴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加深彼此合作和理解。因为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各国的参与，而非独立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接收到一带一路的信息和友好合作的信号。

马丁：我觉得汤姆爵士说得很对，不光是伦敦和剑桥街头的行人，学术圈里也需要普及到一带一路的相关信息。接下来咱们继续讨论？接下来是陈文玲女士发言，因为需要翻译，所以您的发言还要再短一些。

陈文玲：我刚才说得时间够长了，这里我只想说一个主题词：丝绸之路它是柔性的、具有弹性和历史长度的文化。丝绸之路它是中国古代和平交流、交往、交易，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财富，现在是用这个文化价值符号，把它应用到当代为当代所用。所以，丝绸之路总的来说是一个和平之路，它是柔性的，弹性的，友好的，和平的，它是各个国家自愿参加的历史过程。只有各个国家自愿参加，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才能形成世界新的发展格局。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软的连通可能比硬的连通还要重要。软的连通，柔性的连通就是民心相通，就是教育、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所以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各路的学者精英，各个国家的学校和培训机构，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天勇：“一带一路”行动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和各国政要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能不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赞成的，有保持中间态度的，有观望态度，也有持异议的。

各种各样的不同声音中，第一种误解是，中国“一带一路”愿景是要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等规则的制定，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国要领导世界。这是不正确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7年人均GDP8600美元左右，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相差4900美元；城市水平只有58.52%，户籍城市化水平更是不到43%，从这一指标看，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在世界创新型国家方阵中，位于第三集团的第一位，52%左右的前沿性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都还很大，发展极不平衡；从经济规模上看，2017年也只是美国的60%左右。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可能主导规划的制定，不可能改变世界秩序，也不可能领导全世界。中国的“一带一路”行动，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经济走出去的选择。中国仍然会像邓小平同志以前说的不称霸，自己干好自己的事，维持一个和平的世界，目前已经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等治理格局；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愿景，既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投资贸易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必然和应对，也只是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补充和完善。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中国只是参与规则的制定，补充和完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积极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的世界。“一带一路”除了为国际社会提供国力可能的公共产品外，在各方合作互利共赢的同时，也为中国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合作条件和国际关系环境。

第二种需要澄清的误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对外扩张和经济侵略，而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许多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领域主要在投资建设规模小、周期短、回收快、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的制造和服务业领域。而中国在“一带一路”行动中，大量地投资于规模大、周期长、回收慢、成本高、利润低和风险大的基础设施部门。这是中国对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诚意。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需要考虑的是：（1）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要与产业发展相关联。不能出现只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而当地人口和市场不足以形成产业体系和规模的现象。（2）中国既要承担基础设施部门的建设和投资，也要公平地进入产业领域，获得产业部门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机会，获得合理的产业方面的利益。不能中国来进行投资大、周期长、利润薄和风险高，甚至可能是亏损的基础设施部门的投资和建设，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投资相对少、回收周期短、利润回报高和投入风险小的产业部门，搭中国投资基础设施的便车。（3）“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时，要参与全球价值链，即形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使中国的企业能够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使所有与“一带一路”行动有关的中国及其他各国参与者，进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实现经济合作的共赢。

第三种误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输出中国模式。我认为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模式：即各国要素逐步自由地流动和全球配置，国际市场交易、竞争和价格、汇率等自动调节，跨国公司为市场主体，各国政府宏观政策相协调，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20国峰会、气候大会等机构和磋商进行合理地干预。并且，除了市场经济加政府有效的调控外，各国有各国自己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支持自由经济和全球化，也承认成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只是将自己发展成功的经验介绍和推广给其他国家，由其自主地选择。比如，中国的三来一补、出口创汇，深圳等经济特区，若要富先修路，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保税和自由贸易区，以及现在的产城融合等等，就是中国实现30多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些实践。“一带一路”只是我们把这样一些经验分享给发展中国家，让他们借鉴。我们也总结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教训，介绍给他们，避免发展可能重蹈弯路。

第四种误解是中国“一带一路”就是要将落后的产能转移给有关国家。实际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一个过程：初期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经过积累资金和提高技术发展重工业，然后加强基础工业，再发展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中商制造业，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进而发展高技术工业。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进而转移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最后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方向是由高发展程度国家转移到低发展程度的国家。中国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分不同的发展程度，将中国各个层次的产业中最优的产能，与其合作，实现共赢。一个处于劳动力收入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将大量替代就业的人工智能产业转移用来促进经济合作。中国也不可能将冶金、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给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

第五种误解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建设忽视生态环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国过去走出去的过程中，确有一些开发和建设，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影响。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特别是其实施中，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制造业投资项目，中国政府都要求出去的企业做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并且还要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做，合乎当地法律规定和程序。违犯这一要求的，除了接受当地政府的处罚外，中国政府在立项、信贷、结汇等各个方面，也要进行限制。这两年中国国内也对环境进行督导，整治的力度非常大。对外要求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保护当地的环境，一定不能再犯先投资建设，后花钱治理的错误。

中国就“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规划。其目标是：以六大经济走廊为合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保合作平台建设，提高人员交流水平；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保合作支持政策，加强生态环保信息支撑；在铁路、电力等重点领域树立一批优质产能绿色品牌；一批绿色金融工具应用于投资贸易项目，资金呈现向环境友好型产业流动趋势；建成一批环保产业合作示范基地、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科技园区等国际环境产业合作平台。到 2030 年，推动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深化生态环保合作领域，全面提升生态环保合作水平。深入拓展在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合作，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惠及沿线国家，生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共建绿色、繁荣与友谊的“一带一路”。

马丁：关于一带一路，我想问一问达尼洛，欧洲经济联盟之路是已经存在的一条“路”，欧洲的这条联盟之路目前并没有中国的参与。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不可回避的摩擦和矛盾，比如西欧和东欧之间。您能就此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吗？因为我目前还看不到一带一路政策对欧洲国家之间合作的影响。无论是人口或是种族方面来看，中国都是这一政策的主要驱动力，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条路会有何不同，请您跟大家讲讲您对此的看法吧。

达尼洛：我就大致讲讲一带一路政策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吧。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欧盟目前的确是存在一些争端，这很正常，因为即使中国也在产权等领域和欧盟有些差异，不过欧洲的争端都在积极解决中，欧盟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应对问题。欧盟很清楚，国际贸易的大趋势正在发生改变，所以它也在积极调整自身，使之适应新的发展进程，必要时我认为它还会对其条款进行修改和调整。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希望大家看到，那就是这条路不会永远存在，一成不变。我现在要回答你的问题，一带一路政策的参与者并非只有中国和欧盟，还有个不可忽视的美国。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或是其他国家，彼此之间都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的。我们欧盟国家虽多，但从人口和面积上和中国相差甚远。欧盟是在适应时代进行变化，但这一变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时间来一点一滴实现最终的转型变化。不可否认，欧盟很欢迎中国的投资，也的确需要投资。欧盟和中国的合作是多样化的，欧盟的各个国家和中国的合作也是多样化的，这些国家想和中国合作的话确实需要一个平台，这就是欧盟存在的意义。在合作上，英国显然和中国打交道更多，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斯罗维尼亚也希望后来居上，和中国展开更多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单方逐利，而是双赢共赢。比如我们的航空制造行业，我们有顶尖的技术，而且现在正和中国进行合作。我们国家的学术发展也很迅速，致力于大量前沿研究，也欢迎中国留学生到我们国家学习。作为斯罗维尼亚的前总统，我也因这个身份得到很多关注，包括去中国时也有很深的感受……不好意思，我的发言有点长,现在该把话筒还给马丁了。

马丁：关于一带一路，我想问一问陈文玲教授，中国有多大的投资能力，可以支撑一带一路走多久？

陈文玲：马丁教授提出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从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之后，成为是一个管总的战略，是未来要持续推进的。刚才汤姆先生所提出需要15年，我认为15年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肯定是要持续不断的推进下去。15年时间可能能形成一个基础框架，或者是形成一个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格局。但是马丁教授提得这个问题本身也有一点问题，因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只靠中国投资，中国投不起，涉及这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亚洲地区一年就需要投几万亿元，这肯定不是仅靠中国一个国家的投资。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倡议，然后各个国家参与。中国是在几个方面做了工作，能够起到撬动的作用，杠杆的作用，或者是带头的作用，但是可能还要建立几个框架，形成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

 第一，是亚投行，现在87个国家参与，注册资本金是1千亿美元，开始到位是500亿美元，今年可能会到位1千亿，已经投了几十个项目，现在87个国家都参与其中。

 第二，中国成立了一个丝路基金。丝路基金的资本金是500亿美元，公司化运作，不是政府的投资行为。亚投行是按照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进行投资，在投资之前，也要进行投资的综合评估，投资之中和之后也要进行风险监控。去年6月14日和15日我在美国参加中美智库对话的时候，美国一位特别著名的金融家，他在对话会上说，他参加了全球30多个关于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其中加拿大银行的筹建是他负责的，在他参与的这些银行中，现在从全球看，亚投行是国际最高的标准，是真正按国际银行的规律来进行运作的。所以，亚投行也好，丝路基金也好，不是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投资。您的问题中国还能投多长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连一年都投不了，全球参与一带一路的所有项目都靠中国投资，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亚投行现在与亚洲开发银行在合作，与世界银行在合作，与欧洲复兴银行在合作，现在已经形成了金融合作的框架。中国投资+国际金融机构+各国参与者投资，形成这样一个合作框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投资，才可持续。

第三，政府和政府之间进行规划的对接，重大项目的共同设计，然后企业去投资，金融机构去投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投资，肯定是要进行风险评估，会规避投资中的巨大风险。所以您刚才提的问题，有很多国家在质疑，说中国投资增加了一些国家的债务，这是不是叫经济殖民，或者是经济侵略？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贷款利率、还款期限是有照顾的，但是对于所有投资项目，不会说不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就在一带一路撒钱，中国也不是印钞机，印钞机是在美国。中国投资肯定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就像蒸汽机当时是英国发明的，但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电是美国发明的，但是全世界都在用，电照亮了全世界。一带一路是中国历史的创造的，是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人和各国交流交往交易过程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国际上先后有2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类似或者就叫丝绸之路的行动计划，都没有做成，为什么中国倡议可以做这么大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提出了很好的内容——五通；提出了很好的目标——把丝绸之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所以，中国为自己历史上创造的文化价值符号赋能，在新时代提出了造福于更多国家的公共产品，调动了各个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使各个国家能够携手共建。

马丁：中国“一带一路”许多项目，投资损失很大，比如最近马来西亚拟停止四个中国项目，有的似乎不是按照经济原则决策、投资和建设的。你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的，如何解决？

周天勇：马克先生提的问题有针对性。中国在外投资的一些重大项目，遇到了这些国家政治变动的风险，也有其他方面的风险，有亏损，甚至报废的工程。总的来看，取得成功的“一带一路”项目，企业都是在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后，进行审慎性项目决策；在失败的海外投资项目中，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调研不充分，没有做好可行性研究的各项论证，最后导致项目决策失误。经数据调查表明：在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中，经过科学论证后的项目决策往往能使企业提高投资效率，防范风险，而盲目投资或未经过慎重风险评估论证的项目决策往往使得企业得不偿失，甚至破产。

因此，“一带一路”投资建设项目，一定要强化其经济、技术、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可行性研究。针对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企业可以自主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政府部门要在税收、外汇、保险、海关、信息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便利化条件。金融机构在做好尽职尽责项目评估的基础上，更好的满足企业资金配置的需求。针对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项目，强制安排项目投资主体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政府部门要针对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好项目评估，做好项目动态监督工作，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提示企业审慎参与，并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提示。金融机构也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项目评估，谨慎贷款，从资金源头上控制项目风险。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贷款融资报告以及保险等都要进行项目后评估，对于在可行性研究中做假、粗制滥造、编造假数据等行为，项目因可研或评估质量发生重大失误，建立责任评估制度；对投资方、建设方、可研方、评估方、融资方、审核方等在可行性研究或项目评估存在渎职行为并造成项目损失的，追究其经济责任以及公司等单位的纪律责任，有犯罪嫌疑的，侦查和追究其刑事责任。

马丁：大家能看到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在一直都在应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包括近期峰会上对污染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响应。我想问的下一个问题是和美国有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近期中美也产生了一些争端，美国白宫对中国展开贸易站，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诸多质疑，我想知道在座的两位怎么看待中美关系问题？因为时间限制，大家只有两分钟思考时间。

陈文玲：现在世界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迎来了特朗普交易型政府的新时代，中国迎来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国家都是新时代，但是两个新时代内容和实质不太相同。其实，我挺佩服特朗普的，因为特朗普是真正的商人，在商言商，他把美国当成了美利坚合众国有限公司，他本人现在成了最大的董事长。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全世界这种布局，所有的东西都是筹码，每一个筹码都要赚钱，都是在做生意。实际上他对中国现在的贸易制裁，是没有什么依据的，3月25日我到美国调研，我听说美国发布的301调查报告，开始专家评估说是3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看了以后，说不行太少，翻番，600亿美元，最后出台的是500亿美元。努姆钦率队6月2日来中国谈判之前，特朗普5月29日在推特上说，如果中国态度不好的话，要再加1000亿美元，态度不好再加1000亿美元。到现在为止，他准备加到5000亿美元了。加上原来的500亿，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贸易额是5000多亿美元，我不知道特朗普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做生意，在商言商，但也没有这样做生意的，我觉得这是混不吝。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国经中心专家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