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瑞典和丹麦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推行去现金化政策，目标是建设“无现金社会”。我国随着第三方支付和微信等支付工具功能兴起和广泛使用，现金使用范围和数量大幅减少，去现金化加快。但是，去现金化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一定影响和风险。

建设“无现金社会”的国际经验

（一）建设“无现金社会”的瑞典和丹麦典型做法。瑞典央行将部分现金管理职责外包后，瑞典央行与商业银行互相合作推动去现金化进程，实现商业银行拒收现金合法化。约有一半的瑞典商业银行不再提供现金服务，支付软件可实现银行间转账实时到账。２015年起丹麦政府不断加大去现金化力度，推出可接网络银行的居民电子身份证，目前国民持有率在90%以上，并要求公民开立指定银行账户，用于接收奖学金、医疗报销和休假补助；约有二分之一的丹麦国民使用银行手机支付软件。因此，９8%的瑞典居民持有银行卡，近90％的居民能够以互联网支付；2014年和2015年瑞典现金交易数仅占其全部支付总量的比例分别为25%、2％，大大低于75%的国际平均水平。2017年丹麦约90%的国民使用网络支付,其支付量占消费量的25%。

（二）停止大面额钞票发行。早在２000年，加拿大央行率先宣布停止发行千元加元钞票，兴起废除大面额钞票潮流。近五年，瑞典、新加坡、欧元区、印度和亚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央行先后废止面额千元克朗钞票、万元新元钞票、五百元欧元钞票发行、五百元和千元卢比钞票、十万德拉姆。

（三）限制大额现金使用的做法。欧盟国家采取三种政策，即一种是直接规定取现的最高限，如法国自２015年起本国居民购物现金支付不得超过1000欧元，境外游客则不得超过1万欧元；西班牙自2017年起现金支付不超过1000欧元。另一种以税法规定管控取现的做法。意大利自２016年起从银行账户每日超过1000欧元或每月超过5000欧元的用户，税务部门将其列为“假设逃税人”展开调查。第三种加大对超限额取现的处罚力度。如西班牙对违反限额处以交易总额2５%的罚款；意大利对付现额3000欧元的处罚按付现额的的4０%，付现金额超过５万欧元的，罚款至少１.5万欧元。欧盟之外，如印度、俄罗斯、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后采取设置不同的现金交易限额的做法。

当前我国去现金化的趋势

（一）非现金支付近十几年的超车式发展。从全球可比口径看，早在2015年中国非现金支付笔数占全球非现金支付笔数的22.12%，增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4倍以上。

（二）移动支付迅速发展，并首次超越互联网支付。2017年中国总体的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达1228.6亿笔、277.l万亿元，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1128.8亿笔、2133.4万亿元，移动支付业务笔数首次超越互联网支付。

（三）城市非现金支付要明显快于广大农村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以支付宝坐落的城市杭州为例，2017年杭州超过95%的超市、便利店能使用支付宝；超过98%的出租车支持移动支付。而广大农村地区则相对不足，农村小超市和便民店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总量不超过15%，而使用移动支付也不足20%。受历史沿袭、消费者习惯以及边远地区和特殊人群需要等因素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现金仍是我国重要的支付工具。从总体看，我国第三方支付占整体支付的比重不过2%多的水平，仍然是一个传统金融占主导的国家。

去现金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风险

（一）部分去现金化的某些做法，误导消费者和侵犯支付选择权。支付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打造“无现金城市”。同时，个别支付机构商家创建新型超市，出现拒收人民币现金的情况，甚至过度宣传无现金的作用，存在模糊地带，误导消费者。这种在一些本可以现金支付的场合，取消了现金支付渠道，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也会给这个城市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移动支付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等新趋势。移动手机端发生的账户盗用和欺诈呈现高发态势，给用户资金造成严重损失。如手机丢失会带来安全风险；手机操作系统、App应用软件的某些漏洞也有安全隐患；尤其应用最广泛的二维码支付，既出现过“李鬼”二维码，也会携带恶意代码，都会造成用户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三）监管部门与市场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存在明显的争议和博弈。这些争议和博弈是源于一些领域的法律空白，制定于15年前的《人民银行法》和《人民币管理条例》更多停留于纸币和硬币的管理问题。从支付行业备付金集中管理，到所有“直连”业务全部切量到网联平台，再到扫码支付标准之争，政府与市场在支付业务发展中的争议和博弈已见端倪，导致扫码支付行业标准仍然迟迟没有推出。如在限额和适用环境上存在一定分歧。商业机构则认为限额过低，明显存在业务壁垒。

（四）去现金化对整个金融体系存在潜在风险，可能会产生通缩。这就说去现金，相当于一部分货币“被消失了”。这种情况下，会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产生收缩，进而可能对整个经济体的流动性会造成小规模的“负冲击”。推行去现金会带来负利率，而居民则可能以实物资产或其他资产代替现金，实现保值。同时，也会给央行损失一部分铸币税。

政策建议

（一）要正确理解“无现金”社会的涵义。建设“无现金社会”并不是完全消灭现金，而是逐步减少现金使用范围和数量。现金社会并非完全没有现金，社会生活也不能没有现金。更为重要的是，“无现金”应该是增加一种新选择，而不是剥夺应有的权利。因此，应将消费者支付方式选择权作为监管部门监管底线，督促支付机构和商家依法合规加以执行。

（二）要加快研究和制定出台支付结算法和修订相关法律。目前我国唯一支付结算监管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存在立法层次低、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随着移动支付向纵深发展，支付法律法规亟待改革。针对《人民银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滞后于新兴电子支付和正在研究的数字货币，要与时俱进，加快相关研究和修订，不断完善监管措施。

（三）要立法强化移动支付运营商承担应有的安全责任。金融监管部门要与工信部加强合作，强化移动支付运营商监管，督促各运营商高度重视客户信息和财产安全，不断优化对盗刷、欺诈风险的识别和防范，通过立法细化移动支付运营商的安全性法律责任。

（四）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选择，鼓励发展多种支付方式。鉴于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城乡发展不平衡，需求多种多样，因此借鉴国际经验，要从国情实际出发，稳步发展非现金支付，要为广大居民提供包括现金在内的多种支付选择，防止过分宣传和强调无现金社会可能产生的误导，损害消费者利益。

（五）加快研究去现金化对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及时跟踪主要国家和地区“无现金”社会建设情况，借鉴经验和做法，深入研究去现金化对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影响的发生机理，防范通货紧缩，维护金融安全运行，积极做好应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