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张宸系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

当前，中美贸易战似已乌云压城，美国针对中国全面展开旨在争取所谓“贸易公平”的各项措施。自2018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相继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1月）；“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2月）；“对中国铝箔产品厂商征收48.64%至106.09%的反倾销税，以及17.14%至80.97%的反补贴税”（2月27日）；“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3月9日）；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同时，欧盟、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已从美国得到期限至18年5月1日的关税豁免。

美国本次针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可谓态度坚定、措施果断而坚决。那么，中美之间是否会围绕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双方对抗？这无疑考验着中美两国政府的智慧及意志。当前在各方信息充斥、各种声音纷繁嘈杂的局面下，我们需要厘清中美贸易争端的源流及真实图景，以此判断中美贸易争端的未来走向。

战略层面中美贸易战缘何一触即发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目前究竟处于何种态势？

自从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风风雨雨39年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中美两国走过了上世纪70~80年代两级格局下的蜜月时期；第二阶段，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共赢合作为主线的互补合作时期；第三阶段，2012年以来至本世纪中叶，中美进入全面竞争与合作的大国共生期。当前的中美贸易战，正是在中美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大国共生期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启的。

2012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埋头苦干、一代人付出几代人的血汗，并经承受粗放型发展带来的显著外部性，中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当中，中国开始逐步告别过往以低廉要素价格、高污染、高耗能的资源与环境牺牲换取经济高增速的历史。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与建国60多年的积累，中国的科技创新与资本实力也大大增强，对于外界资本与技术等要素的需求从单向承接转变为有选择的吸收利用。同时，中国不再甘于屈居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地位，而是希望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高质量的经济体系。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中国以举国之力，力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多领域，实现向世界顶尖水平的迈进。

或许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动了自己的奶酪。如果让中国人在上述行业成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便岌岌可危。本次美国决然针对中国采取影响广泛的贸易战措施，目的绝非只是想纠正几百上千亿美元的逆差，而是全面遏制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3月2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列出了对中国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称它们是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产业，中国表示要实现科技自主创新，投入巨额资金，使得相关行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如果让中国如愿以偿，对美国极为不利。在与美国国会的对话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强调，美国政府的行动将尽可能减少对（本国）消费者的影响，并最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美国的既定目标是最大限度阻碍或至少延缓中国向全球产业链高端领域进军的步伐——这才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真实战略考量。

特朗普政府自以为有着充分的理由在贸易领域对中国挑起战端，以301条款调查这一贸易领域的核武器，对华展开强力施压，迫使中国满足美国的利益，表面看是要纠正中美贸易失衡，具体体现为采取措施降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本次涉及600亿美元贸易额的关税措施就是开战的第一步。深层次目的在于迫使中国自废武功。假若能够使得中国在美国压力之下，自乱阵脚，科技与技术产业发展阻滞，一如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日本所做的一切（也是从贸易战威胁开始），令中国重走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老路，则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但令美国一些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中国绝不是当年的日本。

明确了美国的真实目的，我们就需要以更宏大的战略视野审视本次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

战术层面：中美贸易战真实图景——贸易战没有赢家

总体来看，我们认为贸易战不会有赢家。但美国既然已经开启了贸易战的序幕，中国将积极应对；那么我们就对贸易战可能的现实图景进行一番分析，详细审视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可能聚焦的领域

如果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目前双方只是提出了相关计划，距离正式实施还有大约半个月时间），中美双方火力会聚焦于哪些领域呢？

首先，我们需要审视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当中，机电产品（电机、电气、音像产品及其零附件）居首要地位，占比达25%。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产品却是动植物农产品，占比达13%。中国对美国出口排名第二位的是机械设备（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核反应堆等），占比达21%，而美国对中国出口排名第二、三位的是机电产品与机械设备品，占比合计22左右%。

需要指出，由于美国对中国设置了一系列高技术出口禁令，因此中美贸易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畸形现象，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农产品，而中国对美出口则主要都是工业制成品。由于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从贸易结构上看这是中美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也决定了一旦贸易战开打，中国若对美国展开贸易反制，则中国将有一大部分反制措施势必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那么相对而言，对美国造成的损失较小，而美国针对中国工业制品所采取的贸易壁垒措施对中国带来的贸易损失相对较大。

其次，我们需要审视中美逆差结构。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中国双边贸易的31个行业中，有20个行业美国对中国是贸易逆差。我们测算了各行业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比重。其中，电脑及电子产品占比39.65%，居首位。食品及同类产品占比0.13%，占比最低。在占比最高的前十个行业中，电子、电器两个行业占比之和达到50.47%，几乎占了整个贸易逆差的半壁江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杂项制品、服装及配件、机械设备、家具、鞋类和皮革制品、金属制品占比均在5%以上。

通过上述对于中美贸易结构以及中美贸易逆差结构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本次通过301调查，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进攻，火力聚焦于工业制成品、高新技术与机械产品，而中国商务部3月23日拟对美国进行反制的项目清单会聚焦于农产品。

从美国的立场而言，针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工业制成品，不但是纠正中美逆差的需要，也是针对中国产业升级不断迈向全球产业链高端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瞄准中国制造2025规划，企图最大程度延缓中国发展步伐，从知识产权角度入手，尽量迟滞或阻碍中国企业通过接触世界前沿技术，并通过仿制—吸收—再创造的过程实现技术革命。从中国的立场来说，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当中首要就是动植物农产品，而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许多农业州均是特朗普的票仓，针对美国对华出口的动植物农产品进行反制，可能显著影响美国内部对华贸易战的冲动。2016年总统大选，在美国10个大豆和猪肉生产规模最大的州中，特朗普在其中8个获胜；在10个高粱生产规模最大的州中，特朗普在其中7个州获胜。

贸易战影响分析

当前，贸易战可以说是处于临战状态，但毕竟还未真正开打。那么假若中美贸易战真正开始，又会对中美双方造成怎样的经济社会影响呢？这需要我们进行详细分析，以明确中美双方因贸易战可能产生的损益。

我们先来审视贸易战对美国可能带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宏观的场景模拟。

2016年年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依据CGE模型，对特朗普竞选纲领中贸易政策取向可能引起的结果做了很详细的仿真研究，既可以细分到行业，也可以细分到区域。报告主要考虑了三种基础情景。

情景一：全面贸易战情景（FullTradeWar）

依据特朗普2016年竞选方案的内容，对中国进口非石油产品征收45%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非石油产品征收35%的关税，而中国和墨西哥做出相应报复。

情景二：不对称贸易战（Baseline基础情景）

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相同的关税，但两国考虑到贸易反制对于国内的负面效应，没有对美国展开进行报复行动。

情景三：夭折的贸易战（Aborted Trade War）

由于双方在贸易战过程中均产生了一些国内负面影响，贸易战大概进行了一年之后就经由双方协商妥协而终止。

彼得森研究所给出了包括基础情景（baseline）——不对称贸易战在内的三种情景下美国GDP走势的模拟。

在全面贸易战情景下，美国将在2019年出现经济衰退，失去近480万私营部门就业，最严重的衰退部门是高速驱动器和齿轮制造业，就业下降到10.2%。报告特别强调，损失不见得都发生在贸易部门，而是会发生在许多跟贸易相关的部门，实际上这一点从产业链或者投入产出关系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贸易战各情境下，美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实际上是基础情景，即不对称贸易战，也即美国对中国等国展开贸易战、而中国等受损害国家不展开贸易反制（其实这绝无可能，如何反制以及反制程度才是重点）。对美国经济造成最大负面冲击的是全面贸易战情景，居于中性冲击的则是中途夭折的贸易战情景。

其次，我们来看一个中美贸易战以往的真实战例。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议案要求针对中国轮胎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其总价值达21.68亿美元。

当时特保措施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关税；二是限制配额；三是提高部分关税+限制部分配额。奥巴马政府曾经许诺要采取限制配额的手段，依照这项规定中国每年可以对美国出口的轮胎数是前三年的平均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2008年对美国出口了5557万条轮胎，2008年、2007年、2006年三年的平均数是4200万条。美国政府随后将此前轮胎在3.4%~4.0%之间的关税税率提升到35%，此举把当时大多数中国轮胎阻绝在美国国境之外。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后，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即表示，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一开始，特保案的效果很显著，2010年中国子午线轮胎的进口量暴跌28%，但韩国、泰国、印尼等国迅速填补了市场的缺口，开始开足马力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

的确，美国本土轮胎制造商从特保案中收获颇丰，根据橡胶制造商协会的数据，2010年美国本土产汽车和轻型卡车轮胎的数量增长了近14％，扭转了几年的下滑趋势。但从2009年到2010年，进口轮胎的数量还是增加了大约18％。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伴随关税而来的就业率的上升并未出现。特保举措最多保住了1200个轮胎制造业岗位，但考虑到美国的轮胎消费成本上涨，导致美国经济失去约2500个零售领域工作岗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关税并未扭转美国轮胎制造业的失业浪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轮胎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长期稳步下滑，从2007年的49715人下降到2012年的43197人，这部分反映了美国轮胎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总产量在特保案之后的继续下降。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措施，中美两国均难以从中得到真正利益。真正得利的是对中国产品有替代性的、对美国产品同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价格同样相对偏低的东亚、东南亚国家。

总而言之，中国依然相对（美国）为低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劳工技能熟练度（强于一般要素价格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基础。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是所谓的“倾销”和“经济侵略”。美国从贸易战当中收获的，只能是一般消费价格的上涨（通胀）以及得不偿失的失业率上升，尤其在中下游零售销售环节。这也是为何沃尔玛等美国本土零售商大力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贸易战措施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贸易战又意味着什么呢？

诚然，由于中美当前的贸易结构，一旦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贸易战，利用301条款调查对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高铁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等行业竖立高关税壁垒，同时利用IP（Intellectual Property），也就是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中国上述高新技术行业、高端制造业产业设置技术进步壁垒，无疑对中国上述相关行业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根据商业周期理论，新兴行业逐渐成熟以后，一个广阔的市场就成为产业继续成长壮大的必要条件，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么，中国是否进行反击呢？当然要反击，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兵棋推演，如果中国不进行贸易反制，美国就会收获非对称贸易战的硕果——美国经济增长获得助力。而只有进行精准且必要的反击，中国才能阻止美国通过贸易战损害中国利益的目的。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通过模拟贸易战结果可知，如果用尽一切力量与美国玉石俱焚，则对中国不是最好的结果。那固然会导致美国通胀与失业率上升，但也同时会导致我国国内通胀上升，使得本就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求平衡的货币政策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此时，假若因为与美国全面开打贸易战而造成货物进口价格的大幅上升，必然增加我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举例来说，在美国出口中国的动植物农产品项目当中，大豆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产品之一。2016~2017年度中国消费大豆是10811万吨，进口大豆9349万吨，其中美国大豆3417万吨，占总进口量36.55%，占总消费量31.61%。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共有超过7亿亩的土地正在为我国生产大豆。

那么面对美国的贸易战，我国是否可以选取大豆这一产品对美国展开反制呢？是否可以从巴西、阿根廷与波兰等安排替代货源？

我们算一笔账，以2016~2017年度为例，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3417.09万吨，总价值137.66亿美元。同年从巴西进口大豆3820.54万吨，总价值155.52亿美元。从巴西进口大豆单价407.06美元/吨，从美国进口大豆单价402.85美元/吨，巴西大豆单价比美国大豆高4.21美元/吨，假设将美国大豆年进口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约1127万吨转由巴西进口，我们每年多开支4744.67万美元。美国会因此减少大豆出口45.40亿美元。看似我们的损失要远小于对美国造成的损害，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除了直接消费和榨油之外，作为养殖业饲料也是大豆的重要用途之一。大豆提取豆油后会得到一种副产品——豆粕。豆粕中含有丰富蛋白质等高营养物质，可以大大缩短养殖时间。养鸡饲料若使用豆粕，则5周即可成熟；但如果采用传统饲料，长成的时间跨度则需半年。所以，使用传统饲料进行养殖，存栏量需要提升3倍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更关键的是，豆粕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生猪养殖业的重要饲料，而猪肉价格会显著影响到我国CPI统计当中的食品分项，而食品分项（占CPI篮子25%左右）又会显著影响CPI波动。一旦因为贸易战反制措施，中国进口大豆价格上升，极有可能传导至猪肉价格进而推升我国通胀水平。

当前，我国CPI同比的月度高点已经在2月出现，虽然预计该数值是全年高点的峰值，之后二季度与四季度CPI高点也难以超越3%，但若因为猪肉价格因素致使CPI额外上行，叠加今年石油价格可能的上行，CPI月度同比有超越3%的可能。历史上，CPI月度同比超越3.5%时，央行启动基准利率加息的可能性便大大上升。好在今年我国PPI预计处于回落通道当中，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一定压力，考虑到2017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出口，今年因为贸易战因素大概率受到冲击，加之投资增速（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大概率下行，今年经济增长得依靠国内消费予以支撑。假若通胀压力上升，央行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也就额外增加，彼时利率的上行会对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各国历次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均与货币信贷条件大幅收紧导致的利率上行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在选择针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之前，必须谨慎思量，精准选择反制项目。

应对策略：以静制动、精准反击

那么，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战企图呢？

首先，一个总的原则是在战略上要以静制动。以静制动并不是静止不动，毫不作为，挺立原地让美国肆意损害中国的利益，而是假若与美国真的开启贸易战，应该主动有意识地控制贸易战的烈度，不可铢锱必较，太过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国可将对美博弈的重点置于如何在总体上最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防控金融风险、有利于竖立中国全球化领导国地位、有利于增强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方面加以综合把握，不要计较经常项目顺差多少的一城一地得失。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经济运行本就不应依赖贸易顺差来独立支撑，虽然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增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出口增速的大幅下行我们曾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时也面临过，从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我们就不必因为经常项目下的增减变动与美国玉石俱焚。

其次，精心选择反制措施，做到精准反击。基于前文分析，我们了解到动植物农产品虽然作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要项目，但在此项目下进行反制，需要十分谨慎，谨防因贸易战过快推动我国国内通胀上行。我们要做的是选择那些实实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业成本，增加美国消费者消费支出，从而抑制美国消费需求，对美国中下游产业特别是零售消费产业进行打击，冲击美国国内需求，进而推动美国失业率上行，对冲特朗普政府贸易战政策所企图增加的就业率。比如，汽车和飞机行业对美国的就业影响很大，也是中国大量进口美国产品的领域，中国可以针对此类项目采取贸易反制措施。农产品领域，可避开大豆等会推升我国国内通胀的项目，比如高粱、肉类制品项目进行反制。

再次，扩大开放政策力度，但对美国资本予以国别歧视直至美国政府放弃贸易战。中国有着无与伦比的人口质量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广泛的受高等教育群体，以及熟练程度很高的城市产业工人，以及最大且最富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面对上述机遇，全球各国资本都想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来分得利益。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要立足于打开国门，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政策，但在美国放弃对华蛮横态度之前，精准对美国资本采取实质上的国别歧视政策，逼迫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终结美国当前的政策措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立足于深化改革，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民族百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执着，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2035年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2050年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当前，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严控资产价格泡沫，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推向更高水平。

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因为如果只是一场战斗，我们需要的是热血义勇，而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或曰战争，需要的则是耐心和智慧。我们必须明白，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需要区分战略和战术层面，以不同的策略进行应对。在战略上，我们要保持冷静，立足办好国内我们自己的事，积极应对但不主动升级贸易战，以静制动，等待美国国内积极变化的出现。在战术层面，精细考量得失，在不主动升级贸易战烈度的情况下，精准选择贸易反制具体项目，实现精准反击，最终的目的是“以打促谈、谈谈打打”，最终目的是要与美国达成贸易规则和经济关系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妥协。